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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杂志》热衷于日俄战争的报道取向与《东方杂志》创刊人张元济的经历密切相关。他曾经积极参与维新变法,1898年,刚刚32岁,身为六品官员的张元济还曾受到了光绪皇帝的破例召见。百日维新失败后,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后前往上海,并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成为了一代出版大家。《东方杂志》也因而聚集了大批维新派人士,在创刊号上就提出了“本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创刊号的封面设计体现了编辑同仁们胸怀天下、救国图强的野心:旋转的地球上方有一轮红日,一条飞龙在天,龙口中吐出了一道光芒,“东方杂志”四个字在光芒中赫然显现。
此外,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台书店的合资背景,对《东方日报》报道日俄战争也不无影响。金港台书店是当时日本最大的教科书出版商,占据了日本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商务印书馆有意识地对其进行模仿,比如金港台出版“大杂志九种”,包含教育、文艺、军事等,《东方杂志》虽然只是一本杂志,但也设置了相对应的专栏,成为百科全景式的集萃。《东方杂志》还在创刊号上主动声明:“本杂志略仿日本《太阳报》”,结果不仅两家《创刊号》封面设计相仿,都包含太阳、地球、云等元素,连杂志名称从光芒中凸显,而且光芒都从右上方扫射过来,也几乎一式一样。
有着以上微妙的中日合作背景,加上一场在中国境内爆发的“日俄战争”,日本天皇成为了《东方杂志》的第一个“准封面”人物也就毫不意外了。
《东方杂志》迅速走红。1910年,东方杂志的销量已经达到1.5万份,辛亥年更进行了大改良,从每期十万字数增加到二十万,并采用了当时先进的铜板三色版印刷技术,《东方杂志》还引人注目地推出了一系列风云人物作为封面,包括袁世凯、蔡元培、伍廷芳、汤化龙、宋教仁等,而且每个人都请他们亲自給《东方杂志》题跋。
在后浪打前浪的时代进程里,《东方杂志》创刊号上的“准封面”人物渐渐淡出了中国的历史。明治天皇于8年后去世。在他统治期间,日本资本主义神速发展,开始跻身大国的行列,但也就此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埋伏下侵华战争的火引。
第二号“准封面”人物尼古拉二世,则成为了沙俄的末代皇帝。十月革命后,1918年7月,尼古拉二世家族被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赶到地下室,在机关枪扫射下,集体被处决。直到上世纪90年代,其遗骨才重新被发现,并经过DNA检测获得确认。1998年,根据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命令,这位末代沙皇及其家族的遗骨被埋葬在彼得保罗大教堂。
历史的烟云中,《东方杂志》和它的封面人物一起走到了尽头,1948年12月,《东方杂志》终止出刊。早在1926年,著名报人戈公振就盛赞它是“杂志中时间最长久而最努力者”。除了辛亥革命、“一·二八”事变等特殊时期休刊外,《东方杂志》几乎记录了乱世中国所有的大起大伏,见证了清朝覆亡、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要的历史时刻。1967年7月,《东方杂志》在台湾复刊,王云五任发行人,至1990年6月停刊。如果不算这段历史,《东方杂志》在中国报刊史上连绵横亘45年,将近半个世纪。
纯属巧合,《东方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个“准封面人物”明治天皇在位的时间也是45年。45年成就了一个帝国,也成就了一本杂志。而这期杂志第二个“准封面人物”尼古拉二世,就在他被处死的那一年,讲求“平正”的《东方杂志》开始与陈独秀主持下激进的《新青年》展开论战,革命的风暴也即将在中国来临,作为“复辟守旧”杂志的代表,《东方杂志》屡受炮轰,销量下滑,不得不进行革新。
一个人,一本杂志,与一个国家的命运一样,所谓历史,总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永远不知道真正的结局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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