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末期的从军知青们

　　1944年，抗日战争的第七年，日军发动“一号战役”，横扫了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贵州各省，击溃国民党军队100多万，国民政府陷入战争爆发以来的空前危机，蒋介石号召中国的知识青年参军，当时的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当时，国立二十二中学的初中生王鼎钧正在陕南安康念书。看到蒋介石的招兵文告，热血沸腾，当即决定从军。不想，因视力不合格，体检第一关就被刷了下来。和许多被刷下来的同学一样，王并不甘心，决心在参军同学离校那天，同他们一起前往军营当面苦求参军。后来听说军队体检非常严格，到了军营还会复检刷下很多人，他才悻悻作罢。

　　然而，批准参军的学生们临行前，纪律败坏。王鼎钧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说，“某地，他们离校前敲烂了校内的玻璃窗，拔掉花圃里的植物。某地，他们打了饭馆里的老板，砸碎了所有的杯盘。某地，他们打了火车站的站长，捣毁了站长的办公室，他们沿途制造新闻，地方治安机关不敢究办……”有曾任山东教育厅长的刘道元先生，也在文章中回忆：“自登记编队至送入军营，一律由地方政府供应。始而衣服伙食住宿，继而烟酒肉茶娱乐，送入军营须以车辆滑竿，勒索之外，又时时向人民抢夺。纪律之坏，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有这些，我们在以往的抗日战争史中，都没有读过。即使后来改革开放对于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有了不少的报道和书籍，“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热血也开始为人所感所知，但我们没有听说过这一段。

　　对于我们来说，以前的国民党军队是躲在峨眉山上不抗战的队伍，后来的国民党军队无论在凇沪会战还是在滇缅远征中，都是杀敌何等壮烈，学生军参战亦是抗战佳话之一。怎么会有这么一出？

　　其实这才是历史真实的另一面，历史从来不是非此即彼，黑白分明。

　　王鼎钧虽然没能参加青年军，但他对这批人当时的心态很能理解：“国破家亡，饥寒交迫，日军的攻势如此凌厉，政府和社会的腐败气味已经飘入每个人的鼻孔。可是他们能怎么办，他们是羊，喊不出‘狼来了’。现在终于有一个机会，他们发现绝对服从某一个人就可以攘臂弹腿反抗某一些人。时不我兴，他们只有由学校到营房这一丁点子回旋之地。的确有许多人该打，有许多地方该砸，出了这口恶气再去赴汤蹈火，才算痛快淋漓。”

　　抗战期间中国青年的内心苦闷，我们能读到的真的不多。但是或许有一个类比，即文革后期中国大地上的知青们。以我所听说的，他们会常常闹事。返城无望，前程茫茫，在农村里他们会偷鸡摸狗。春节期间他们回家探亲，在小酒馆里喝了酒就会撒酒疯，砸饭馆，令食客和警察侧目……这些，也都没写在知青史的书里，但是我听亲历者说过，是真的。

　　近年来历史成为一门显学，写回忆录和作口述实录也蔚然成风。但这些回忆录质量良莠不齐。能否将自己的一生无论是功是过都诚实道出，而且道出的是确凿史实而不是凭印象的臆造？有的时候，人的记忆受当下价值观的影响，自动在某些方面打折又在某些方面膨胀，有的时候，人的记忆又自动地将不愿意复原的场面屏蔽。

　　有的回忆录，读起来都是个人因缘始末，絮絮叨叨，但也有更多的回忆录，全是国家大事民族兴亡，只有政治浪潮，看不到个人存在。这里或许是因为以往的政治运动，影响深入灵魂深处，余悸仍在，或许就是已经丧失了个人对于生活的判断，听凭政治家的判断。

　　王鼎钧先生四部曲回忆录确实是上品。对于这书的评价，我想抄录历史学家王奇生写的颁奖词，他说得最为到位：“回忆录多种多样，大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小，小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大；史学家的回忆录常常重实不重文，而文学家的回忆录又常常重文而不重实。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大体兼得其长而避其短。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文学的求美，在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中恰如其分地呈现出来。”

　　王奇生还说：“王鼎钧的回忆录不是写个人的自传，而是借自己的人生阅历，反映一代中国人的生死流转……他将自己数十年累积的阅历感悟，一一述出，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却触及灵魂。”

　　我想再录一段王鼎钧的“触及灵魂”之语，那是写到了抗战胜利之后青年的苦闷：“那时，在思想上，我们很迷惑。德国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是我们的模范，只有学习他们才可以救中国，他们怎么会彻底失败？美国人私心很重，贪图安逸，是我们的反面教材，怎么反而把日本和德国打败？人人为自己，谁为我们？我们又为谁？集体主义一夕变为个人主义，我们好像全成了废品，全被抛弃，战时负责引导青年思想的人，怎么不给我们一个说法？”

　　他的这些“天问”，到今天仍然那么锵然作响。就在我写这篇小文时，今天传来的新闻是，在文革中第一个打死老师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当年的红卫兵头头宋彬彬特意从美国赶来，向师长道歉。

　　一次又一次，我们的民族遭受了那么深重的苦难后，没有作过深入的反省。这些痛苦的伤疤结在我们民族的心灵之中，并不能真正抹平。事情有可能会被淡忘，但是悲剧会以另一种形式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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