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新疆剿匪平叛的模式

　　都说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占中国领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在中国的战略地位显然异常特殊。新疆不仅是内地的天然屏障，也是中国争夺中亚地区战略空间，抢占中亚制高点的战略要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天山南北好地方”，在历史上却时常处于“烧烤”状态，民族的纷争、外国的入侵、分裂势力的叛乱，一直都是新疆历史上的棘手问题。尤其是后者，令历代中央政府都很头疼，这个你懂的。

　　西域风光美，美在多民族的不断融合。古代新疆的统辖一直在各民族政权间不断更迭轮替，除汉族政权外，少数民族政权就有匈奴、吐谷浑、柔然、突厥、吐蕃、回鹘、蒙元、满清等。各民族在冲突中相互交融，就像烤羊肉串时撒的盐、辣椒面与孜然，不同调味品浸渍在一起，就共同形成了一种美味。但美味需不同调味品的平衡，盐多则咸、辣椒面多则辣，因此要彼此恰到好处。新疆的历史进程就是在不断寻求各种调味品平衡的过程。太过久远的时代如同新疆茫茫大漠与戈壁，遥望无边、难以触及，但大清时代的新疆仿佛就在眼前。尤其是大清平定葛尔丹叛乱、大小和卓叛乱与剿灭阿古柏侵略政权等反分裂斗争，颇为后人称道，同时也为后人治理新疆提供了宝贵经验。

　　从元朝开始，新疆被蒙古人统治了五百年，直到清康熙年间，而葛尔丹就是末代霸王。康熙十九年(1680年)，36岁的葛尔丹从北疆一直杀到南疆，占喀什噶尔、夺叶尔羌，分裂势力逐渐做大。对中国一直怀有不轨之心的沙俄更是极力拉拢葛尔丹，葛尔丹便不断以沙俄壮胆，对外虚张声势，甚至远征外蒙古。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同样36岁的康熙帝亲自出征。随后的六年内多次雄赳赳气昂昂征讨葛尔丹，两军从东北一直打到西北，直至葛尔丹被彻底剿灭。

　　我们可以看出，葛尔丹分裂势力的猖獗更多在于沙俄境外势力的支持，而清军历时多年成功剿灭，原因一是强大国力的支撑。二是皇帝的高度重视，亲临作战一线督战。三是团结蒙古的王公贵族。有了以上三点，即使有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蛊惑，也根本无碍大局。康熙的这次反分裂斗争可谓功德圆满。

　　葛尔丹死后六十年，新疆分裂势力再起，大小和卓起兵叛乱，此时已是乾隆时代。大小和卓兄弟俩本是清军抓获的俘虏，谁知放虎归山，哥俩儿与阿睦尔撒纳乘机占领南疆，举兵反清。乾隆多次调集重兵讨伐，同时调整新疆治理方略，以适应反分裂的稳定需要。在清军的追击下，大小和卓又遭到各地部落的反抗及部下的背叛，导致势力渐衰，在逃窜至阿富汗后，被当地部落擒杀。历时三年的平叛，双方经历无数大小战役后，天山南路归纳大清，清朝实现大一统。

　　大小和卓分裂势力作乱，源于大清的怀柔政策，本想赦免战俘以戴罪立功，没想养虎为患。大清平叛的成功则有几点原因，一是征讨干将非常得力。定远大将军兆惠，边疆征伐经验丰富，屡立战功。尤其是黑水营一战，被围困三个月仍然顽强坚守，为最终的胜利赢得了转机。二是积极实行改革。减轻大小和卓统治地区的沉重赋税，以赢民心，同时，改革部落首领世袭制，清朝官吏逐渐成为地方部落的父母官。重要的是，设立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各地，将军事大员提高到最高地位，拥有治理实权。三是百姓民心向稳。各地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同大清一起与分裂势力做斗争，包括小和卓霍集占的一些部下。

　　大小和卓叛乱后一百年，走进同治新时代。同治四年(1865年)，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借机帮助大小和卓后裔布素鲁克而进入新疆。一个纯粹的老外竟然在短时间内迅速做大成为新疆分裂势力，攻城掠地，侵占南疆各地，只用两年时间便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自立为汗。阿古柏在英国、俄国面前左右逢源，不断向侵略者出卖中国利益。俄国也趁机占领了伊犁。陕甘总督左宗棠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清剿分裂势力，并最终得以成功。

　　外国人阿古柏与俄国纯粹为境外分裂势力，在这次反分裂斗争中，大清的胜利则有以下原因，一是慈禧太后的大力支持。当时“海防与塞防”的争议很大，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防御沿海，左宗棠则主张塞防，最后慈禧支持左宗棠。二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军民一家亲。三是左宗棠战略成功，做足后勤保障工作，同时，左宗棠抬棺督战，极大鼓舞士气。

　　当然，大清朝的新疆分裂活动远不止这几起，比较有名的还有张格尔发动的“圣战”，但最终仍被大清剿灭。剿灭张格尔成功的原因也与上述三个事件的原因大同小异。

　　边疆稳，则内地稳。为了反分裂，稳固新疆，大清的统治者想了很多办法，其实人们众所周知的屯田戍边垦荒等还不算是关键的。笔者梳理发现，大部分方法都是充满着不信任，甚至是挑拨离间的手段。如最高长官及主要官员全部由满族担任，并掌握实权。以伊犁将军为例，除个别是蒙古族外，其余全部是满族，包括新疆各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同时，满族官员还担负着监视各部落首领的职能。

　　鉴于新疆多民族的特点，大清政府仍然对宗教、对各民族实行封闭隔离的政策，使其彼此之间缺少交流，充满猜忌。如对官兵、汉人与维吾尔人实行隔离，画地为牢，禁止来往。满汉人住“汉城”，维吾尔人住“回城”，双方贸易在专用街道进行。双方全部由大清政府直接扁平化管理。

　　大清政府改革新疆部落首长(伯克)制，禁止世袭，满族官员不断进入伯克队伍，成为实际控制者。即使当地的伯克，也要由满族官员挑选，必须忠于大清政府，同时禁止阿訇兼任伯克，也禁止和卓、阿訇等宗教领袖干预伯克的选拔与监督。最绝的是，大清政府为了防止伯克叛乱，将部分伯克的家属调往京城，以作人质。

　　毕竟满清也是少数民族政权，最怕的还是汉民族文化在新疆的影响与渗透。为此，大清政府还有更绝的办法，那就是去汉化，各伯克的官印只有维吾尔文、满文、蒙古文，全部没有汉字。另外，对驻新疆的官兵及新疆各族百姓均强制学习满文，而对学习汉文则非常不支持。更为夸张的是，就连伯克定期从新疆进京觐见皇帝，都要避开各地汉民居住区，只允许走蒙古。

　　应该说，以上方法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大清政府对新疆的总体治理效果远超以往历代。尤其是对分裂势力，更是降低到了较小的范围。但随着大清的逐渐势衰，新疆的各种问题再次爆发，分裂势力又重登舞台。当然，这已经是后话。

　　谈及大清模式，乾隆对此则颇有一套自己的心得，他认为，中国抚驭远人，全在恩威并用，令其惑而知畏，方为良法。其实，乾隆的话，说白了……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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