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怎么衰败的

蒙古统治者在华的倒行逆施，最终激起了汉民的反抗，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前文已述，蒙古与南宋的战争使汉人精英死亡殆尽，文化断层。朱元璋制定的政策反映了小农意识，违背了历史发展潮流，明朝发展停滞，缺乏创新能力，中国逐渐丧失了在世界领先的地位。

一、朱元璋小农思想下的治国理念

明朝虽然恢复了汉人的统治，但是各项制度与宋朝相比都出现了大规模的退步，朱元璋出身卑微，对商人、富人、文人、官员心存仇恨，大规模的屠戮，各种制度多是历史的倒退。

（1）政治上，废除丞相，内阁形成。

废除了丞相与地方行省，设立左右布政使司管辖民政、财政，设立提刑按察使管理司法，都指挥使司掌握地方军政，三司互不统属。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秦朝以来相权荡然无存，皇帝处于独裁地位。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设立大学士，由文人充当，明英宗时期，皇帝太小，太皇太后委任内阁处理国事，内阁行使丞相的职权。

北宋是士大夫与皇帝共同执政，明太祖废除丞相，标志着君主专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明太祖、明成祖是强势的君主，因此独裁统治得以实施。明朝中晚期，皇帝执政能力下降，明朝回归为士大夫与皇帝执政的体制下，皇帝仍然具有较强的决策权，只是不愿意行使。明朝中晚期昏君虽多，皇帝怠政，但是国策没有动摇。

（2）军事上，五军都督府、厂卫制度以及藩王领军

废除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军队的调遣、最高指挥权在皇帝手中。厂卫制度是是明朝的基层军事组织，军户世袭。明朝中后期，军户由于待遇、地位降低，各卫所实际兵力严重不足，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与实际数量。藩王领兵，长城沿线设置九位藩王手握重兵抵御北元的南下。从封建发展史进程而言，藩王掌握军权无一例外的发生叛乱，汉有七国之乱，晋有八王之乱，朱元璋令藩王掌握军权显然是错误的决策。其子燕王朱棣率军反叛，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叛变成功的藩王。

（3）科举方面，思想专制

八股取士，把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于程朱理学的范畴中，禁锢思想。

（4）经济政策，推行重农抑商。

朱元璋的经济政策极为落后，把土地均分给农民，推广经济作物的种植，放弃了商业化的努力，打击富商。中国以农业自然经济为本业，完全回归小农经济时代，不追求生产力与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发展只能平面化。明朝与宋朝的重商主义大相径庭，遏制商品经济，抑制流通与对外贸易，导致创新能力的不足。明朝的税收建立在广大小农基础上，缺乏弹性，晚明土地兼并严重，小农破产，明朝出现财政困境，财政破产成为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

二、明成祖的反复与中晚期的停滞

明成祖依靠武力从侄子手中夺取皇位，推翻了其父朱元璋保守的国策，明成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开拓性的君主，他五次出征北伐，派兵攻打安南，派郑和七次下西洋，明朝的影响力前所未有，但是朱棣对朱元璋的国策没有进行任何调整，难以改变明朝发展的走势。朱棣在将国力消耗殆尽后，明朝又回到了防御型的对外策略方面。

此后的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明朝没有太多的亮点，也没有太多的失误，平平庸庸。宦官干政、内阁执政都没有动摇国本，明朝皇帝昏君虽然多，但是国家没有出现太多的动乱，因此中晚明的政治也有令人称道之处，颇有今日内阁制的影子，当然了君主的权力依然无法动摇。宦官干政在总体上没有扰乱国策，宦官充当着皇权制衡内阁的工具，明朝的宦官虽然权势显赫，归根结底依然是皇帝的奴才，刘瑾、魏忠贤这类的宦官权倾朝野，但是皇帝罢免、赐死他们时，他们毫无反抗能力，明朝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走向了灭亡。

三、张居正改革与资本主义萌芽

明神宗万历时期，明朝初期种种社会弊端开始显现，政府财政危机严重。一是土地兼并，税源减少，这是历朝的共性；二是明朝重农抑商的国策带来的后遗症，农业无法提高效率，创造效率的商业又被打压，因此税收锐减。

张居正对政治、经济、军事、水利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最出名的当属经济改革“一条鞭法”。（1）田税折合银两征收。（2）徭役折银上纳。（3）赋、徭银合并征收。（4）赋、徭银合并征收后，直接交与地方官府。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赋、徭折合银两的实现使之有合并的可能性，徭役在给地不同比例由田亩承担，呈现出了“摊丁入亩”的趋势。一条鞭法对农产品商品化及货币地租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徭役折银要求农民将粮食变卖为银两，可以说是进行变相搜刮，反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一条鞭法并没有触及到掌握多数土地的士大夫阶层，收效有限。纵观历代王朝财政危机时的改革，无一成功，根源在于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做出牺牲，矛盾急剧到一定程度发生农民起义，王朝覆灭，推倒重建，因此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周期归根结底是由于经济与土地的分配问题。

通常历史课本认为明朝晚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农业的发展是指在一些手工工场中，拥有资金、原料和机器的工场主雇佣具有自由身份的雇工，为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这种经济现象称为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丝织业与纺织业中出现了上述特征，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是早在北宋时期的民营铁冶业、卓筒井业已经具备上述特点，如果按照历史课本的观念，中国商业发展最繁荣的北宋时期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因此，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间存在争议，官方认为是晚明产生，宋史研究者认为宋朝就出现了相应特点。但是，无论是晚明还是北宋，中国经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只是相应行业出现了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特征和可能性，距离社会转型相距深远，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没有出现社会转型的契机，与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可同日而语。

四、明亡于崇祯

人们通常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神宗的怠政，这种说法太过表面化，神宗不理朝政，明朝的政局却没有出现动荡，还顺利完成了万历三大征。明朝中晚期是皇帝与士大夫联合执政，皇帝怠政、能力差反而有利于巩固政权。天启去世后，崇祯即位，史学上认为崇祯是悲情皇帝，励精图治，却难以力挽狂澜，其实不然，正是由于崇祯的刚愎自用，屡屡自我否定，自毁长城，导致军事上陷入被动，大臣的离心，酿成了自缢的惨剧。

崇祯在位时期不断的更换大臣，十七年更换了五十多个大学士，十一个刑部尚书、十四个兵部尚书，诛杀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都是杰出的名将，在崇祯的猜忌下，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卢象升、孙传庭在胡乱指挥下兵败身亡，肱骨之臣死亡殆尽。崇祯帝没有出众的才华，但是勤于政务，反而导致国家的灭亡，武将们在辽东前线、剿灭李自成、张献忠的战争中已经战局优势，却因为皇帝的不信任导致局势被逆转，有的被杀被逼死，有的阵亡，投敌方能保存自身。至于文官，崇祯帝恨不得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大臣动辄更换或下狱处死，谁也不忠诚于他。当武将损失殆尽后，士大夫与皇帝联合专政的格局被打破，崇祯帝只剩下孤家寡人。南宋灭亡时，有十万人跳海殉国，不当亡国奴；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士大夫阶层已经抛弃了崇祯帝，这样的君主不值得效忠。崇祯帝执政能力过于差劲，干什么砸什么，对明朝灭亡负主要责任，实为昏君。

五、明末社会的转型

从朱元璋称帝伊始，其内在的自卑感阻碍了中国的进步，朱元璋太过害怕别人抢走他来之不易的皇位，上台后进行了新一轮的大清洗，中国精英人才再次遭到大规模屠杀。朱元璋的各项政策皆以限制为主，不追求生产力的提高与效率的增强，而是通过种种限制巩固皇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新的高度。

即便如此，明朝社会在中后期出现了松动。一是内阁制度的实行，明朝中后期君主大多怠政，懒得处理国事，内阁掌管一切，相权代行皇权，皇权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士大夫遵循道德，重视名节，他们在维护皇权的基础上敢于与皇帝斗争，施政主张不被认可干脆辞职，有时皇帝也无可奈何。明朝中晚期实际是皇帝与士大夫的共治，士大夫维护皇权，皇帝尊重士大夫，虽然内斗不断，国策没有失误，政治较为民主，但不及宋朝，崇祯的出现打破这种格局。二是商品经济的复苏，朱元璋的重农抑商政策在明末已经失败，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已经出新了资本主义萌芽，集约化的生产模式已经开始推广，明朝对地方势力控制力的减弱使商品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复苏，中国社会在局部地区有明显的转型迹象。

但是，这一切随着崇祯的执政、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而终止，三方都不是精英阶层的代表，其施政理念导致转型的中国社会重新倒退，中国彻底被西方超越。从科技创新、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明朝几乎毫无新意，没有创新性，创造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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