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说法是,这次见面时赛金花和瓦德西就一见钟情。后来在北京的时候,赛金花和瓦德西约会,正好有人冲击德国大使馆,瓦德西一见事情不好,抱起赛金花就从楼上跳了下来。但是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考证。
我还听说后来赛金花从良以后,就住在天桥那边。她隐居在那里以后,被当时北京的一个叫做《小时报》的报馆的总编管义贤给发现了,就约了很多记者采访她,像《大公报》什么的都来了。这么一宣传一鼓动,弄得非常热闹。当时有人准备给她拍电影、拍戏,有赞助她的,有请她出来讲演的,因为赛金花是
名人
啊。据说赛金花跟当时北大的教授刘半农是好朋友。刘半农死的时候,她还去参加了追悼会,送了挽联。赛金花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啊,她属于高级妓女,讲究情调,非常有才学。这种妓女不是单纯卖身的,与一般妓女不一样,所以她认识的人有很多非常有名。
我听说赛金花的晚年贫困潦倒,接受过很多人的接济,最后的日子是和她的女仆顾妈一起度过的。1936年12月3日,赛金花病死在北京。她死后,葬在陶然亭。赛金花的墓就在锦秋墩南坡上,香冢、鹦鹉冢的西边,墓碑用大理石砌成。现在陶然亭公园还有一个纪念碑呢。我去看过,但是由于解放后赛金花的墓被人给平了,所以现在只剩一个墓碑。除此之外,陶然亭还有记述赛金花生平的三块石刻:《彩云图》、《前彩云曲》和《彩云后曲》。《彩云图》是张大千为赛金花画的画像,《前彩云曲》和《彩云后曲》是樊增祥为赛金花作的长诗。
要说八大胡同,那年头可长了,一般说是从
清朝
开始的。当时北京城分内城和外城。从前三门(宣武门、前门和崇文门)往南还是比较荒凉的,这一带是市井小民居住的地方。真正做官的和在旗的都住内城。
你看琉璃厂吧,过去是烧琉璃瓦的,是琉璃窑所在的地方,那一定是城外,所以说比较荒凉。至于八大胡同究竟怎么形成的,这就很难说清楚了。
我看过一些资料,据说老北京城最早的妓院分布在内城,那时候叫官妓。现在东四南大街路东有几条胡同,曾是明朝官妓的所在地,像演乐胡同,是官妓乐队演习奏乐的地方;而内务部街在明清时叫勾栏胡同,是由妓女和艺人卖唱演绎而来的。“勾栏”,明代以后成为妓院的别称。
在明清时,当官的和有钱的吃饭喝酒时都要有妓女陪酒、奏乐、演唱,有一个名字叫做“叫条子”,而妓院一方,就叫“出条子”。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北京城的妓院就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了。原因据说一是因为这里离内城较近,官员们出城享乐比较方便;二是这里有火车站,南来北往的旅客多;三是前门外大街是京城著名的商业街,相当繁华;四是这一带是戏园子、茶馆、酒楼的集中地,吃喝玩乐,可自成一体。
当然以上都是资料上说的。而民间有一种说法则是,在民国初期,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他还想做皇帝,所以出手很大方,花重金收买参、众两院议员(那时候号称八百罗汉),给每人月薪八百块现大洋。
那时候国会的会址就在现在新华社所在的宣武门,距离八大胡同非常近,这些官员在酒足饭饱之后,就顺便到八大胡同里遛弯,这也让外城在那一段时间空前繁荣。当时许多妓院都挂出了“客满”的牌子,妓院生意这么火,可以说完全是因为袁世凯的皇帝梦,就是这样成就了那时的八大胡同。当然这些也都是我听人们说的。
后来我在北京市档案馆发现20世纪30年代末的一份统计资料,说当时“八大胡同”入册登记准予营业的妓院多达一百一十七家,而妓女有七百五十多人,这只是正式“挂牌”的,还不算“野妓”和“暗娼”。我知道当时在天桥和前门大街东边以及崇文门一带,就有很多野妓,北京老话叫“暗门子”。一般这种妓女都是自由营业,没有注册登记,所以具体有多少,在资料里并没有记载。不过据说这些人也很苦,没有人保护啊,地痞流氓经常骚扰她们,
有时候甚至还抢她们的钱。
民国时期前门一带妓院这么多,这个地方能不热闹吗?我在研究历史的时候还看过一本《燕都旧事》,书里说得还要厉害。说1917年的时候,北京还是叫北平,一共有注册的妓院三百多家,妓女多达四千人;而1918年的时候,一下子就增到四百多家妓院,妓女有将近六千人,还有更多的暗娼呢。到了1927年的时候,由于一些政治变故,前门一带渐渐萧条,妓女和妓院的数量开始大幅度减少。但实际上暗娼却越来越多,老舍先生的小说《月牙儿》的女主人公就是一个暗娼。
赛金花墓在陶然亭公园中央岛锦秋墩南坡上,为大理石砌成,墓前立有18米高的花岗岩石碑,在公园建园时迁至郊外公墓,墓碑及相关石刻保留在公园展出。
赛金花原籍安徽修宁,同治十一年(1872年)生于苏州,1936年12月3日,死于宣武区香广路居仁里。赛金花出身城市平民家庭,来自社会底层,却有过一代名妓、状元娘子、公使夫人等显赫头衔,有着沉浮于社会上层的传奇式经历。不仅如此,在传说中,她还被无限夸大地说成是从八国联军的铁蹄蹂躏下挽救了北京城的英雄。赛金花涉笔成趣的传奇经历和有关传说,使她成为许多文学艺术家笔端的模特,并作为女主人公出现在小说、戏剧、长诗、电影中,从而为广大读者、观众所熟知。从小说《孽海花》问世,到20世纪30年代的赛金花热,再到“文革”中对赛金花的批判,关于她的争论始终不断。
赛金花晚年贫病交加,病故后北京名流为其治丧,并将她安葬在陶然亭香冢旁。为赛墓立碑事,一时成了名流们议论的热门话题,至少有两班人马同时启动,竞相组成撰文、书写、镌刻的班底,筹办建碑事宜。这场竞争,终以潘毓桂捷足先登告终。与此同时,张次溪也曾极力操持为赛墓建碑,他原拟个人出资,请金松岑撰碑文,杨圻书写,“赛金花之墓”五字拟请齐白石篆额。后因遭金拒绝,遂改由杨撰书,齐篆额,李月庭镌刻。因潘毓桂已为赛墓立碑,张次溪遂将杨所撰碑文及筹办建碑事宜往来函件汇编成《灵飞集》刊印发行。潘毓桂为赛墓建碑甫毕,董士恩等又将樊增祥撰文并亲书的《前彩云曲》,樊增祥撰文、张伯英书写的《彩云后曲》以及张大千画的《彩云图》石刻并嵌于陶然亭壁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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