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苏联放蒋经国回国内幕
2024-11-28 虎思国学网 阅读 525
近代中国有过多次留学运动。辛亥革命前,大批爱国青年赴日,企图学习日本维新致强经验;五四运动后,大批爱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企图直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少爱国青年赴苏,企图学习俄国革命经验。
蒋经国留苏不归
近代中国有过多次留学运动。辛亥革命前,大批爱国青年赴日,企图学习日本维新致强经验;五四运动后,大批爱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企图直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少爱国青年赴苏,企图学习俄国革命经验。1925年10月,经蒋介石批准,16岁的蒋经国和其他90个年轻人一起赴苏。当年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复谕经儿,准其赴俄留学。”
蒋经国到达苏联后,进入莫斯科孙中山大学。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2月,蒋经国写信给父亲,批评来信“不脱离宗法社会的语意”。蒋介石不以为忤,回信表示:“你的进步我以为很大,你的思想、语意统统是对的。”信中还说:“中国革命如能成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这样革命才有意义,否则不能说是革命。”这以后,蒋介石得悉儿子已经加入共青团,写信勉励他以共产主义为事业,函称:“我虽然未加入共产党,而为纯粹的国民党员,但我自认我一生的事业是在革命。所以我们父子两人始终是立在革命战线奋斗的。我对于你,名称虽为父亲,在革命上说起来是一个同志,我实在是满足的。”6月,蒋经国写信向父亲报告学习情况,蒋介石觉得信写得不错,“文理甚有进步”,高兴之馀,特别将信递给张静江阅读。不久,北伐开始,蒋经国曾以《中国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后的成功》为题,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此后,他被孙中山大学的联共支部书记视为“有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
转眼就是1927年。这年2月1日,蒋介石还曾致函经国,鼓励他毕业后“仍在苏联继续学习”,看不出会有大的政治动作。但是进入4月,蒋介石却通过白崇禧在上海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发动反共政变。这对于蒋经国宛如晴天霹雳,但他转变得很快,马上带头鼓动学生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谴责:
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几天前,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党,成了反革命分子。他对革命说尽好话,时机一到却背叛了革命。
自然,蒋经国的这一表态得到了苏共和在莫斯科的中共党人的充分肯定,一度被他的同学们称为“敬爱的人”。不过,几个月之后,他又在秘密鉴定中被认为“政治上不坚定,犹豫不决,需要长期特别的政治监视”。
在孙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蒋经国受校长拉迪克和施凯德教授等人影响很深。他们告诉蒋经国,“托洛茨基是位勇敢的革命志士”,“托洛茨基的学说是最进步的”。年轻的蒋经国也很欣赏托洛茨基的名言,“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他不仅沉迷于托派的激进革命理论,而且加入了托派秘密组织。斯大林曾应邀到校演讲,批判托派的错误。蒋经国听过报告之后,没有觉得托派错在何处,仍然继续进行反斯大林的活动。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第15次代表大会,开除托洛茨基等人的党籍,蒋经国这才承认错误,退出托派。
据蒋经国自述,他从孙中山大学毕业后,曾申请归国,但未被批准,他便申请加入红军。1928年,蒋经国以“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的优异表现,被保送进入列宁格勒苏联红军军政大学。在演习中,他曾担任过连长、团长、及师参谋长等职。1930年3月28日,被批准成为联共候补党员。同年7月,蒋经国从军政大学毕业,被派到工厂实习。1931年,因在公开会议上批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被送至莫斯科郊外的石可夫农场劳动。次年,苏共又应王明要求,将蒋经国送到西伯利亚的一座金矿做工。1932年11月,蒋经国到乌拉尔山附近的一座重型机械厂当技师,后升任助理厂长和当地《重工业报》的主编。1935年3月,和同厂的女工芬娜结婚。同年12月,长子蒋孝文出生。
蒋经国有过回国的念头。1934年12月,苏联内务部乌拉尔分部主任李希托夫找蒋经国谈话,告诉蒋:“中国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当蒋经国为之精神一振时,李希托夫又告诉他:“最后决定权当然在我们。我现在要你写份声明给外交部,告诉他们说你不愿意回国。”后来,蒋经国奉命和中国大使馆的一位书记谈话,蒋当然不敢透露想回国的愿望。1935年1月,共产国际将蒋经国召到莫斯科,王明告诉蒋经国,中国最近谣传你在苏联被捕,要蒋写信回国,告诉母亲,自己在苏联完全自由。王明拿出了一份代拟的信件,蒋经国觉得并非己意,拒绝签名。后来苏联内务部长和王明商量,同意蒋经国另写一信,蒋经国仍然不敢透露自己想回国,只含蓄地写了一句:“我没有一天不想吃点久未尝到的家乡小菜。”从莫斯科回到乌拉尔后,蒋经国曾经通过一个名叫陈甫玉的华侨帮他带一封信给蒋介石。一个月后,陈的妻子告诉蒋经国,陈甫玉已经在距离中苏边境只有几里的赤塔被捕。大概即在此后,蒋经国曾一度被取消候补党员资格。苏联有关方面的结论是:“我们不要忘记,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
1936年12月,蒋经国申请成为联共正式党员。他在自传中表示,如果将来有机会碰到蒋介石,要“给他和他的党羽严酷的惩罚”。同月15日,蒋经国被接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这说明,他是被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
拒绝以承认《伯力协定》换取蒋经国
尽管蒋经国痛骂蒋介石,宣布与其断绝父子关系,但是,他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留苏不归,蒋介石还是怀念他的。
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教育很重视,亲自为他制订课表,聘请老师,选择学校,写信指导。
1920年11月30日,蒋介石与人谈起对经国的教育,觉得母亲的话很“陈腐”,深恐贻害经国,谈起来有痛心之感。蒋介石是孝子,在日记中批评自己的母亲,这是很少见的。
1922年9月,蒋经国考入上海万竹小学四年级,蒋介石感到喜慰。当日致函儿子,要他每日写楷书一二百字,用心学习英文。13日,又再次致函,要他勤奋读书、习字,熟读《论语》、《孟子》等“四书”以及《左传》、《庄子》、《离骚》等书。函称:“目今学问,以中文、英文、算学三者为最要,你只要能精通这三者,亦自易渐渐长进了。”
此后,蒋介石虽然公务日渐繁忙,但还是不断给经国写信,或给予鼓励,或给予指导。1923年11月,蒋介石正在莫斯科访问,于27日致函,鼓励他学英文要勇于开口:“凡是所学的东西,总要能够应用才好。如其单是牢记其方法成句,而不能应用,那学问也就枉然了。”1924年5月,蒋介石正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于1日寄函,询问其是否曾看《曾文正家训》。月底,又致函称:“曾文正公言办事、读书、写字,皆要眼到、心到、口到、手到、耳到,此言做事时,眼、心、口、手、耳皆要齐来,专心一志,方能做好。”
蒋介石之所以对蒋经国的教育抓得如此之紧,说明眷爱之深与期望之大。蒋经国留苏不归,久无音讯,蒋介石盼望儿子归来,自是人之常情。但是,此后一段时期中苏关系的恶性发展,使蒋介石感到蒋经国归来希望很渺茫。
国共关系破裂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决定支持中共组织武装暴动,在广州建立工农兵苏维埃。1927年12月,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及领事馆工作人员乌科洛夫、波波夫等人参与广州暴动被杀,南京国民政府发布断绝邦交令,宣布撤销驻在各省的苏联领事馆,各地苏联国营商业机关一并停止营业。
1929年7月,在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氛围中,张学良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17日,苏联政府宣布从中国召回所有官方代表,要求中国外交官迅速撤离,断绝外交关系。9月至11月,“苏联特别远东集团军”进攻中国东北军,东北军战败。12月22日,东北地方当局代表蔡运升受南京国民政府委派,与苏联代表谈判,达成《伯力协定》。事后,南京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认为,《协定》的范围超出了中东路问题本身,涉及通商、恢复使领馆等须由中央“直接交涉”的问题,属于“逾越职权”,不肯批准。
中苏断交,蒋经国归国的希望断绝。有时,蒋介石就自我安慰,以党为家,以黄埔军校的学生为子,要“家”干什么。1930年10月31日,宋蔼龄偕子女到奉化溪口,与蒋聚会,两家团圆欢愉之际,感觉缺少经国,宋蔼龄便向蒋介石建议,考虑承认《伯力条约》,为营救经国归来留下余地。蒋介石决然回答说:“伯力纪录无异亡国,余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次日,蒋介石、宋美龄陪宋蔼龄拜谒蒋母墓地,再次讨论营救蒋经国回国一事,蒋介石的回答却是“不宜操切”。自然,换取蒋经国归国的问题就无法谈起了。
蒋介石虽然拒绝了宋蔼龄以承认《伯力协定》交换蒋经国的建议,但是,他对蒋经国的思念却有增无减。由于蒋母已去世多年,蒋经国又是蒋母疼爱的长孙。这一段时期,蒋介石对儿子的思念经常和对母亲的思念糅合在一起。如1931年1月25日日记云:“少年未闻君子大道,自修不力,卒至不顺于亲,不慈于子,至今悔之不及。” 同年12月3日日记云:“近日思母愈切,念儿亦甚。中正罪孽深重,实无颜以对父母也。”古语云:“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蒋介石是儒学伦理的遵奉者,他担心蒋经国死在异国他乡,将来自己去世后,无颜见双亲。
这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日子,大概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倒霉的时期之一。由于软禁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造反,另立国民政府;由于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寇轻易地占领了东三省。因此,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引咎辞职。正像他在日记中所述,心情极度悲凉。思母、念儿、忧时三者常常结合在一起。如:1931年12月14日晚,蒋介石想起第二天就是母亲诞辰,心中悲伤,日记云:“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后更悔不孝罪大。国乱人孤,但有痛楚而已。”12月15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要求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这一天,蒋介石可谓辛酸至极,他觉得,自己辛劳八年,死伤部下30余万,手造国家,现在辞职,就像放弃亲自扶养的儿子一般 ,由此,他进一步想到留俄不归,无法相见的蒋经国,倍感痛苦,在日记中叹息:
“呜呼!于国为不义,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能不愧怍!未知以后如何自反以报答亲恩与党国也。”
这里,既有失去民国元首宝座的痛惜,也有对留俄不归的儿子的忧虑。
再拒以牛兰夫妇交换蒋经国
就在这一时刻,历史给了蒋介石一个争取蒋经国归来的机会:宋庆龄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国民政府逮捕的共产国际间谍牛兰(Hilaire Naulen)夫妇,以之为交换条件,让苏联政府允许蒋经国归来。 当年12月16日蒋介石日记云:
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
这一则日记涉及当时的一项重大事件。
1929年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成立远东局,借此帮助中共中央工作,同时负责联络东方各国共产党。远东局下设政治部与联络部。联络部主任为阿布拉莫夫,牛兰夫妇是其手下工作人员。牛兰,原籍波兰,曾在共产国际南洋局工作,1930年3月奉调来华,在阿布拉莫夫手下当联络员,负责管理秘密电台、交通及经费等事项,同时兼任红色工会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秘书。1931年6月15日在上海四川路235号寓所内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8月9日,在上海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受审。14日,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移解南京。
牛兰夫妇被捕后,国民党当局以为抓到了一个大人物。他的职务被说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不仅指挥中共南方局,而且指挥中共长江局及北方局,就连印度、菲律宾、马来亚、朝鲜、安南、日本等地的共产党,也均在其管辖之下,每年活动经费有50亿元之巨云。上引蒋介石日记所称“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即指牛兰。
为营救牛兰夫妇,中共保卫部门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迅速制订计划,由潘汉年和该站工作人员里哈尔德·左尔格共同负责。宋庆龄即与他们密切配合,为营救牛兰夫妇做了许多工作。
宋庆龄于1931年7月因母丧自德国回国,8月13日到达上海。没过几天,即接到德国著名作家德莱塞、劳动妇女领袖蔡特金以及珂勒惠支教授等多人来电,要求宋庆龄设法营救牛兰夫妇。蒋介石日记表明,宋庆龄曾于当年12月向蒋提出,以遣返蒋经国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遭到坚决拒绝。蒋介石当然会想到,对宋庆龄方案的拒绝可能导致苏方加害于蒋经国,但他马上又想:古人传世,依靠德行与勋业,不靠子孙。前代史传中有许多圣贤豪杰、忠臣烈士都无后,但其精神事迹都卓绝千秋。与之相比,自己念及“有后”、“无后”一类问题,说明自己志向低鄙。不过,他猜想,俄国人也许还不至于加害经国,自己生前也许见不到儿子,但死后,经国“终必有归乡之一日”。蒋介石就这样心事纷纭,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对国不能尽忠,对亲不能尽孝,对子不能尽慈”,白白活在世间,伤心之至!
以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这一主意可能来自莫斯科。牛兰夫妇被捕后,莫斯科不仅动员了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出面营救,而且愿意以蒋经国交换,这一事实说明牛兰夫妇在共产国际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一条件通过宋庆龄提出,也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宋庆龄“已近乎是共产党员”,她参与营救,很可能有特殊背景。
蒋介石拒绝宋庆龄的建议,显示了他性格中坚决反共和倔强一面,但是,他还是希望蒋经国能够回来,也相信能够回来。1934年2月13日记云:“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同年8月15日日记云:“近日病中,想念两儿更切,甚望其能继余之业也。”可见,蒋介石虽然作了蒋经国在苏联被杀的最坏思想准备,但对其归来仍抱有希望。
周恩来担保蒋经国归来
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威胁下,中苏开始接近,双方都希望以两国的联合牵制和震慑日本。蒋介石一面指令颜惠庆、顾维钧、王宠惠等与苏联谈判。企图恢复邦交,一面通过外交途径争取让蒋经国回归。1934年9月2日日记云:“与颜、顾、王等谈外交方针渐定,彼等或较谅解。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此二事能得一结果,则努力之效渐见。”同年12月,蒋介石从苏方得到消息,蒋经国不愿回国,蒋介石一面感叹“俄寇之诈伪未已”,一面则自觉“泰然自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此家难,能以一笑置之,自以为有进步也。”不过,蒋介石也想到,蒋经国在苏联已经被“赤化”,曾经发表过一份批判自己的激烈声明,即使能够回国,见面时如何相处,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样一想,他就转而安慰自己。1935年1月9日日记云:“经国不归,使余无逆子之忧惭,是塞翁失马,上帝必有其意旨也。”
次年12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最初,蒋介石不了解张、杨和中共方面会如何对待自己,作了被杀的最坏准备。12月16日,黄仁霖到张学良住处看望蒋介石,蒋托他带给宋美龄一函,交代后事,但此信为张学良所扣。20日,宋子文到陕,蒋介石将写给宋美龄的遗嘱交给宋子文,要他转交。致宋函表示:“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人,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他嘱咐宋美龄善待经国、纬国,函称:“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致宋函之外,还有一函致经国与纬国:
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只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唯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如何,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嘱。父。十二月二十日。
这两份遗嘱表明,蒋介石在对后事预作安排。
西安事变刚刚发生时,王明曾拟自莫斯科致电在陕北的中共中央,要求枪毙蒋介石,为斯大林制止。12月16日,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中共中央在12月13日召开政治局局扩大会议时,主张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13日会议的意见,确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不仅如此,24、25日,蒋介石两次会见周恩来,蒋介石答应,只要红军听命中央,接受统一指挥,他“不单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有资料说,周恩来曾向蒋担保,蒋经国可以由苏联归来,经国是爱国分子,毫无疑问,也会希望父亲抵抗入侵中国的敌人。
蒋经国的归国难题终于呈现曙光了。
共产国际委派蒋经国回国
中苏关系改善后,苏方对蒋经国的回国态度也逐渐转变。1936年11月上旬,苏俄驻华大使准备回国,通过张冲向蒋经国传达“经国可以回国”,并称:前些时候,蒋经国曾通过华侨带信回国,“被搜查折回”。蒋介石得悉后感到安慰,在日记中表示:“可知经儿未忘其国家也。” 同月,蒋廷黻被任命为驻苏大使,启程之前,宋美龄特意告诉蒋廷黻,委员长希望长公子能够回国。到达莫斯科后,蒋廷黻和苏联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商量,请他代为查询蒋经国的下落。史表示很困难,答应试一试。
蒋经国的回国问题终于进入议程。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停止了对陕甘宁苏区的围剿,国共双方加紧了联合抗日的谈判。蒋经国曾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要求回国。1937年3月10日,季米特洛夫决定,叫蒋介石儿子来一趟,然后派他回国。蒋经国到莫斯科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他表示,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国,但首先要写一个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不跟中共作对,也不能站到托派一方。
在莫斯科期间,蒋经国先后会见苏联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斯大林的密友李希巴托夫、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等人。他们对他都很友好。史迪曼尼可夫对他说:“中国政府要求我们送你回去。苏联政府现在觉得南京政府及其领袖蒋总司令对我们是友善的,因此,我们愿意答应我们朋友的要求,把你送回中国。”又说:“中苏关系正在日益改善。我们现在对南京政府及蒋总司令有很透彻的认识。中国近四五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希望我们将来不单在地理上,而且还在政治上,有密切的关系。”据说,在此期间,蒋经国还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见。
25日,蒋经国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领取护照,向蒋廷黻大使辞行,蒋廷黻随即致电蒋介石报告。同日,季米特洛夫邀请蒋经国到自己的家里,对他说:“现在我认为‘以苏维埃化来救中国’这说法是错误的。请转告令尊蒋总司令,共产党已经诚意决定和国民党联合。我们都知道,蒋总司令是一位极能干的军事家和极出色的政治家。”他要蒋经国转达自己对蒋介石的“诚挚的问候”。当日下午2时,蒋经国乘第2号西伯利亚快车离开莫斯科。28日,季米特洛夫得到蒋经国打来的电报:“我在旅途中向您致以最热忱的布尔什维克的问候,您的全部指示都将完成。”由于资料缺乏,我们无法了解季米特洛夫给了蒋经国哪些指示,但不外推动蒋介石和中共合作,团结抗日一类话语。
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相会
蒋介石在3月17日得到蒋经国即将归国的消息,很高兴。日记云:“十年苦斗,方得国与家渐见光明也。”24日,蒋介石举行家宴,自然一片喜庆气氛,但经国、纬国尚远在异国,不能团聚,蒋介石未免感到美中不足。第二天,好消息接踵来到。25日,蒋介石接到蒋廷黻大使的莫斯科来电,声称蒋经国当日到使馆叙谈,已有妻与子各一,大约下月即可到达上海。4月6日,蒋介石接到蒋经国从海参崴打来的电报。多年以来,蒋介石、蒋经国之间不通音讯,接到儿子第一通电报,蒋介石自然感到安慰。4月12日,蒋介石再接蒋经国电,声称已自海参崴乘船回国,更觉高兴。
随着父子相聚日期的临近,蒋介石心中开始密布愁云。4月13日日记云:“教子不慎,自坏家风,可痛可悲也。纬儿决不如此也。”4月18日,蒋经国到达杭州。怎样和这个“赤化”了的、在苏联报纸上骂过自己的儿子见面,蒋介石不无踌躇。日记云:“家事愁闷,不可言喻。”第二天,蒋介石才决心和蒋经国一家相见。日记云:“下午见经国,以昨日到杭,不愿即见也。”20日,蒋介石又烦恼了一天,以后才慢慢缓解下来。月底,蒋介石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经儿由俄归家,一别十二年,骨肉重聚,不足为异,而对先妣之灵可以告慰。”他终于放下了无以对母亲,也无以对祖宗的沉重思想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