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终结在冬天里的最后帝国

　　公元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是中国农历腊月二十五，再有五天就是除夕。

　　北京的冬天，寒气刺骨。自满洲贵族把着裘穿貂的服饰风格带入关内，风靡帝国整个上流社会，计260年有余，几个月前出炉的“皇族内阁”全部阁员拍照留影时，身上所穿的制式朝服，也都是清一色的贵重皮草，不少都是进口自俄罗斯远东地区甚至美国大陆。他们身上穿的很暖和，但心里边，比这个冬天还要苍冷。

　　武昌的新军起事已经发生了四个多月，那支装备精良的部队本来是帝国朝廷投资重金亲手打造的新式军队；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经宣布建立整整一个月，公元1356年，朱元璋从元帝国的手中攻取集庆，后将此地改作南京，现在，一部分革命党人的唯一革命目标其实与朱元璋并没有太大区别，但那些优秀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们却将革命的目标延伸和升华了，他们宣布自己所肇建的将是一个全新的、共和的民国。但这些帝国对手的日子其实也并不好过，财源上要钱没钱，人事上你争我夺，军事上各立山头，外交上举步维艰，当海外革命领袖孙中山回国之后，舆论认为他一定在西方筹到了大笔革命资金，但他在下船接受记者团采访时却说出这样的话：“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精神难能可贵，鼓舞士气，但革命需要花大钱。无论如何，帝国反对派在孙中山这里暂时找到了最大公约数，他在南部中国的南京暂时被推举为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北部中国的袁世凯已经重新崛起，新任总理，受命组阁。摄政王载沣从上台伊始就开始防备他，甚至想除掉他，但到头来还是防不胜防，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袁世凯通过自己的才干和手段已经在军事和政治上结成了一张覆盖满汉权臣、绅商僚属的大网，他在对外关系上的务实和开放，则为他赢得了西方国家最大程度的重视和支持，武昌枪响，尽管这次起事的规模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平军的叛乱规模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帝国陆军部大臣荫昌亲自带两个镇(师)新式部队沿京汉铁路一路向南前往弹压，并节制包括湖北境内的各路援军，但硬是无法改变战局，最后是无奈中的载沣几次三番的“劝说”将袁世凯从河南彰德洹上村召回政权核心。他们之间，其实不是智商或者智谋的较量，新晋摄政王与权臣袁世凯之间，双方有着两千多年帝制中国永远都无法破解的死结，起作用的，是历史的大势。谁左右逢源利用了这个“势”，谁就能将对手击败。对他们个人来说，幸运的是，摄政王并没有两眼一黑争到底，他与袁世凯的权力博弈，是相对温和的，这一点，是会受到具体的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影响的。

　　可以断定的是，被誉为“满洲最后将星”的良弼被炸身亡事件，直接促成了满洲贵族的“议和”决心。良弼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帝国少壮派贵族中颇有声望，出访过欧美八国考察现代军事建设，并且在北京皇宫禁卫部队甚至整个帝国中央军部中有很大的实际主导权，他刚刚被重新出山的袁世凯定点排挤，但他有自己天然的身份优势，很快在特别政治集团——宗社党内部被推举为领袖人物，他不仅是袁世凯派别的政敌，也是南方革命党最大的绊脚石。就在半个月前，良弼在自家门口附近(位于今北京西四北大红罗厂街)被四川武备学堂的一名毕业生用自制炸弹炸伤，三天后毙命。

　　就连回到北京的袁世凯都在离紫禁城不远的大街上于光天化日之下被革命党人投掷了炸弹，侥幸逃命。

　　恐怖阴云起到了一定的恐吓效果。但放在较大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其实是意义不大的，如果遇到一个威权尚在或有心垂死挣扎的帝国当局，这种恶性行动只能带来更恶性的报复，必定伤及无辜，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恐怖袭击本身也极有可能带来无辜者的伤亡，任何正义目的在手段实施过程中都不具有伤及无辜的权利。

　　后慈禧时代的帝国在坚持三年之后，终于陷入一蹶不振的疲软态势。已经没有人能够应付得了这一复杂局面。效忠帝国朝廷的宗社党也有人提议效仿蒙元朝廷，以退为进，逃遁关外，伺机复仇，他们的理由是还有大量效忠帝国朝廷的军事班底，但近三百年的满洲汉化历程，甚至是他们主动的儒学追求和对“中国”概念的自我认同，使得这一童话般的建议没有人真的听到耳朵里去，他们更清楚地是，昔日的“龙兴之地”东三省，今日的局面比关内更加复杂，日本在七年前就已经在那里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一把把尖刀已经插在那里，应付起来，难度只会比关内更大。

　　这一天，在有紫禁城的养心殿里，一脸忧郁、略有驼背的隆裕太后领着6岁的宣统皇帝(她本人45岁)与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等大臣阁员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也是最后一次帝国朝见仪式。大家也都不再去行跪拜之礼，他们向太后和皇帝行了三鞠躬的新鲜礼仪。

　　朝堂之上，最六神无主的就是这位太后，其他人都已经打好了自己的盘算，并且一定会在新的政府人事组成中取得了不得的一席之地。论生理年龄，即便按当时的衡量标准，隆裕太后也并不算老迈，她的姑妈也是她的政治靠山慈禧太后活了73岁，正当少妇之年就开始玩弄领有四万万子民的帝国政治，半个世纪以来，政治手腕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紧攥帝国权力命脉。但超级强势的极权首领，很容易熏陶出懦弱胆怯的继承人。据紫禁城的太监回忆录记载，慈禧太后在世期间，隆裕太后就养成了胆小懦弱的性格。她的丈夫光绪皇帝是一个傀儡，她不仅受到丈夫的天然冷落，甚至连姑妈也不怎么喜爱她，她没有自己的朋友，只能与太监们混在一起。只因为血缘关系，她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最后重用，慈禧太后在政治遗嘱中甚至赋予给了她帝国政策最终否决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她的权力要高于摄政王载沣(这种权力关系是很微妙的)。碰巧，从性格上来说，载沣和她都是“老实人”。拥有如此大的权力，面对最后的变局，她自然不想坐以待毙，但她明明又无计可施，在此前与袁世凯的会见中，两人对泣，去对付隆裕太后对袁世凯来说太过容易，袁世凯只保证了一点，不会对不起你们孤儿寡母，就已经搞定这层关系。并且当时的她的身体并不怎么样，可以说心力和体力都不济，第二年，即1913年她就在泪水中病毙。

　　小皇帝溥仪、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这种弱势三角权力组合，对帝国来说，是不幸；对中国来说，是幸运。这种幸或不幸，其实都是慈禧太后一手促成的，她不选择他们，又能去选择谁呢。

　　隆裕太后这天在养心殿先发了一番毫无意义的牢骚，愤慨“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感叹“至今日不出一谋，事后却说现成话，甚至纷纷躲避，置我寡妇孤儿于不顾”，后面的《清帝退位诏书》才是这一天的历史主角。

　　隆裕太后在哀声叹气中将这一纸文字交给胡惟德，令其昭告天下(节选)：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

　　在北京，各大中外报纸毫无例外地全文转载该诏书。商户们收起了大清国的龙旗，换成了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

　　当年除夕，据《郑孝胥日记》记载，上海的夜空，“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

　　据统计，当年中国最流行的拜年语是：恭喜发财。

　　旅居日本的康有为也在除夕的前三天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当时他刚从箱根的玉帘瀑布旅游归来，作为“保皇党”领袖，他觉得自己应该抒发点什么，于是写了一首在文采上平淡无奇、在中心思想上也毫无意外的抒情诗：“绝域深山看瀑云，故京禅让写移文。玉棺未掩长陵土，版宇空归望帝魂。”但他很清楚，其实就连他的学生梁启超，都已经与他站在了不同的历史战壕里。

　　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退位诏书》，在法理和事实上，宣告中华最后帝国的正式崩塌。“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等文字使得后继政权名正言顺地、全面地继承了它的所有主权、所有债务、所有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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