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真相：黎元洪并非“床下”都督

黎元洪

　　长久以来，历史，尤其是近代史被教科书所谓主流的表述所完整包裹，密不透风。然而，历史犹如人之胃，是热爱多元杂食的。如今诞生了许多勇敢锻铸、严谨打磨、饶有力量的撬棒，狠狠刺进了历史的缝隙，开启滞涩的大门，烟尘飞扬，众声喧哗，在质疑与重构中，呈现了各各不同的历史人物、事件与场景。

　　活物开口，一言九鼎!

　　新近重编版《文武北洋》无疑是一柄优秀而用力持久的撬棒。该书2004年初版，2006年出增订版，今年4月再献重编版。历时八年，其生命力大概就在于其对于传统言说的质疑与颠覆。作者李洁先生在重编版序中开篇即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即试图用自己的文字冲开覆盖在历史上的层层污秽和金粉—总之，我是想尽量看清我感兴趣的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和体态，再通过他们，了解一下他们那个时代的真相。”

　　北洋时期，“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此乃传统教科书滞留不去的经典表述，但，或许未必完全如此，至少应可商榷。在撬棒的有力作用下，李洁幸运地辟出了一条走近历史的曲径。重编版《文武北洋》分“枭雄篇”与“风流篇”，前者以武人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为传主，后者则描摹了文士杨度、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李洁努力想表达的是：北洋时代可能并非一个完全“反动”的无序时代，也可能并非一个颟顸武夫秉政、人文思想沦陷的时代。也许，它曾是某些人物意欲让中国融入世界游戏规则中的笨拙尝试。

　　李洁不承认自己是历史学家，亦辞谢专业作家的桂冠，他说：“我只是一个旅人，一个有兴趣跟着故人在故址上看故史的旅人。”这是谦逊，也可视为自傲，这是学术在野派的自傲。他似乎不甘于枯坐书斋，青灯黄卷，然后是枯燥的文字到文字的钩沉与堆砌。他冀望在游走与寻觅中完成物理证物与文字证词的相互印证。历史在两者的张力中被灌注了生动的活力。活材料与死材料的对质总能生发启人思维的挑逗性和历史审美的可观赏性。

　　旅者的生活与学术情状是“在路上”，阅读《文武北洋》，亦即是一趟觅古寻旧的历史之旅。有许多惊喜，让我们在不经意中撞见了许多令人豁然开朗的证物。活物开口，一言九鼎!然而，更多的是失望、失望、失望。因为兵燹，因为失修，因为时间的剥蚀，更因为“文革”和城市现代化，许多历史的建筑印记被覆盖，被挪用，被抹去，了无痕迹。逢此，李洁每每叹息再三，我辈读者也多感困惑：为什么一个有着几千年惟谨惟慎的文字记录的国族，对于百年的历史印记竟然这么毫不怜惜，为什么?

　　活泼与自由是学术在野派与正统对峙的首要资本。面对在野派的鲜活，正统言论总是那么拘谨局促。《文武北洋》的文本可谓极度鲜活，现代与历史相互交叉纠结，严肃的事件和人物在散文化的修辞承载下有了快速演进的冲击力，而高亢的激情没有商量地将读者裹挟进了种种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然而，有读者在微博上质疑：浓郁的情感色彩会不会干扰对历史的公正解读?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合理的质疑，毕竟，“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是历史学的贤人境界，难乎哉!

　　下文便是几个熟悉却又陌生的历史片段。

　　地下党员：杨度另一重身份

　　杨度被称为拥戴袁世凯称帝的“祸首”，然而，少有人知这位自叹“市井有谁知国士”的著名文人，不仅帮助过孙中山和国民党，为使李大钊免于入狱而通风报信，晚年更成了中共“特科”成员。

　　在“称帝”闹剧过后近两年，作为“筹安会六君子”的杨度蛰居京城。1922年，一位南方来客的叩门声，又将杨度拉回纷乱的社会。来人乃刘成禺，是杨度在日本留学时结识的朋友，时任孙中山的大元帅府顾问。他带来了孙中山的紧急呼救。

　　彼时的南方割据政权祸起萧墙，陈炯明与孙中山反目且炮轰了元帅府!实力不济的中山先生唯恐近在湖南的北洋军吴佩孚部与陈炯明联手，故急遣密使来京找到杨度，请杨尽力设法说服吴师长的顶头上司、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令吴万勿与陈炯明合作。

　　杨度久已熄灭的政治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了。除鼓动在“曹营”当幕僚的同窗兼好友夏寿田去游说直系大将王承斌等人外，他还亲自跑到保定的直鲁豫巡阅使署去游说憨厚的曹大帅。曹锟虽无文化，但崇文化，尊士人，不知是杨度的政治设计太天衣无缝，还是那位布贩子出身的曹大帅厚道，前去扫荡南军的吴佩孚果真奉命按兵不动了。孙中山和国民党因此躲过一劫。

　　1927年，杨度52岁，京城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政府突查东交民巷里的苏联兵营，逮捕并处决了李大钊等人。

　　4月4日那天，杨度格外忙碌。那天，他去参加熊希龄长女的婚宴。席间，杨度无意间问起当过外交总长的汪大燮：外交方面可有新闻?

　　汪模棱两可地答：亦可说有，亦可说无。

　　杨乃追问：此话怎讲?

　　汪遂凑耳语：张大帅(作霖)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将派员进入苏联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汪再三嘱杨：此事须要保密!

　　杨度知道李大钊自上一年的“三·一八”惨案之后，为躲避段祺瑞执政府的通缉，即寄身苏联使馆，惊闻此讯，迅疾托辞离席。回家后，他一边亲往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党部书记胡公鄂那里去报信，一边派大儿子杨公庶去章士钊家通报—他知道章与李虽因“三?一八”惨案不复交往，但章夫人仍与李大钊有联系，况且大难当头，章氏不会不管不问的。

　　按说，杨度报信的时间并不算晚—从4月4日当晚送出消息，到4月6日军警闯入苏联使馆，李大钊本有足足一天的时间潜出外逃。然而，人们竟不相信此消息的真实性，从“庚子之变”(义和团事件)之后，还从来没有谁胆敢闯入使馆区!结果，只有四个“党人”迅速离开东交民巷。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发往南方的秘密报告，如实记录了杨度在危急关头的功绩：其余四同志能走避，杨之力也。

　　4月6日，杨度惊悉李大钊等人被俘。9日，杨度以委员身份参加政治讨论会，与人议决将“李大钊党人案”移交地方法庭审理，以避免军法审判。10日，与司法总长罗文干等同往安国军总司令部面向张作霖，陈述将此案移交地方法庭的理由。

　　其间，他还两度派长子前往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并秘传消息;他甚至变卖了寓所“悦庐”，将所得四千五百银元悉数充作营救费用。

　　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名同案犯被军法会审后立即处以绞刑。杨度虽忧心如焚，却终爱莫能助。

　　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取代后，有功之臣杨度反被冷落，在老友章士钊的介绍下，杨度成了上海帮会头领杜月笙的清客。杜月笙将位于法租界的一处闲房赠给杨度居住。人所不知的是，在那个共产党转入“地下”的年代，杨度竟然成了周恩来先生亲自批准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且是最核心的秘密机关—“特科”的谍报人员!

　　谜底的批露，是在1978年，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做秘密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前年谢世的周恩来。文中称，周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王，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介绍并直接领导的。

　　1982年，夏衍也有回忆文字称，1931年，在杨的住所，潘汉年也曾把夏衍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的绅士，称他和自己是老朋友。出了门，潘告诉夏，这座洋房安南巡捕不敢碰，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夏衍和老先生来往半年之后，才知道他就是杨度。

　　依旧过着呷浓茶、吐烟圈、搓麻将的名士生活的杨度，利用房主社会地位和住宅的地利之便，把自己的住所变成了上海滩上中共中央一处可靠的避风港。“特科”成员前来送转情报;被追得无路可逃的同志匿身此宅，令气喘吁吁赶来的安南巡捕悻悻而归。

　　黎元洪并非“床下都督”

　　曾当过三届副总统、两届大总统的黎元洪，堪称民国山头上“闪回”频率最高的人物。然而，长期以来，他却有一个尴尬的声名，说他在武昌起义时，是被起义士兵从别人家的床底下拿枪逼出来的，故有“床下都督”之谓。其实，早在民国初年，黎氏与亲历者都写过，当时他确实避居部下室内，但并未尴尬到趴在床底。黎元洪的确不是主动投入革命大潮中的，他毕竟是在君权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清廷武将。革命骤发，他惶恐过，抵触过，也亲手杀死过一名革命党士兵。恐慌使他躲到参谋刘文吉家中，直到第二天上午被起义军总指挥部派来的一队士兵强行请走。

　　当天下午，黎元洪赶到湖北谘议局。在这里，他被选为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他连连朝推举他的人们摆手说：“休要害我!休要害我!”是他手下的那几个连、排长代他在布告上写了一个大大的“黎”字，并将布告贴出去。

　　有心人考证，“床下都督”说源头乃民国初年湖北某报的一篇半文半白的“戏说”。黎元洪时在武昌城内当民国副总统，对此假新闻甚感郁闷，却也并没下令封报馆。此戏说经国民党元老邹鲁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等正史的确认，俨然成了“史实”。

　　黎元洪属于那种一旦下定决心便义无反顾、永不后悔的人。

　　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派人迎请黎元洪副总统到北京赴任，将这位“民国元勋”安置在中南海瀛台，搁在眼皮底下天天看着。黎元洪虽名为副总统，国事、家事、天下事，却事事无关，看似一尊泥菩萨。

　　但他毕竟不是泥菩萨。次年8月，杨度突然造访。杨度刚说成立筹安会是大总统的意思，“泥菩萨”就开口了，而且一开口就把人家噎个半死：我身为民国副总统，对此违背民国事，非愿所闻。

　　杨度讪讪告辞。

　　稍后几天，黎元洪即向袁世凯告辞，表示夫人体弱，不宜居住瀛台，请另觅住处。且提出辞去参政院院长和参谋总长职务，并自9月6日起，不复往参政院与会。

　　袁世凯一拒一允：坚拒其辞职，同意迁往他处居住。黎元洪就此住进了东厂胡同。入住后，他即自我“下课”，拒领副总统月俸及公费，自请裁撤“副总统办公处”。在帝制鼓点喧嚣之际，他以消沉来表达愤然。

　　袁世凯称帝后第一道诏书，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新帝国的“武义亲王”。在前来致贺的新朝衮衮诸公面前，黎元洪以中式便装出面，称：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革命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支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说完，即转身入屋，置人群于不顾。

　　这番“推辞”，是篇经典的骂贼书。有人衔君命来为黎元洪量制“亲王”制服，黎元洪黑着脸表示：“我非亲王，何需制服?”袁皇帝题写的“武义亲王”御匾，被他命下人丢到了后院的马厩里!

　　没多久，蔡锷将军在云南首举护国大旗起兵讨袁。黎元洪闻讯，击节赞曰：“松坡不愧英雄本色!”

　　吴佩孚坚拒日本“和平运动”

　　若没有日本人入侵，退休的吴佩孚原本在北平城里颐养天年。但，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搅碎了他的清梦。

　　卢沟桥事变后，一直不肯去南方做蒋介石清客的吴佩孚没有离去，成了敌寇辖下的高级寓公。

　　日本人急于在占领区建立从属于自己的傀儡政权。他们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不对付的中国人，一是政治辈份比蒋还老的汪精卫，一个便是曾统兵近百万的吴佩孚。他们希望“汪吴合作”，日本内阁竟然发表宣言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汪精卫终于答应合作，但吴佩孚却沉默如山。

　　本来，日本人对吴佩孚是寄望极高的。且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撰的一段文字：

　　当时(1938年)，日本军以破竹之势，席卷华北、华中、华南。以王克敏、梁鸿志、德王为首的政府相继成立。土肥原作为陆军、海军、外务三省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策划在三个政府之上建立以吴佩孚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工作……

　　为所谓的“吴佩孚工作”，日本人已耗资三千多万日元。

　　其实吴佩孚也答应过“出山”，条件也极简单，只一条：请日本人撤出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

　　坂垣征四郎当面保证过，只要他答应出山，除日军已经占领的冀、鲁、豫三省外，再加上即将攻占的湘、鄂、赣三省，整个南北六省全部划归吴氏建政，政权名义，“概由大帅自行定夺”。然而，吴佩孚依旧沉默。

　　日本人越俎代庖地在什锦花园(吴的住处)安排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出面，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日本人代写并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意见”称：他已决定参与“和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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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吴大帅出现了，他拿起油印稿，看了一遍，又放下，一字一句地说：

　　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

　　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

　　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

　　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

　　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他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

　　他知道，自己拒绝的后果是什么。

　　此后，身体健壮的吴佩孚意外地被一块搀在饺子馅儿里的骨碴硌伤了牙床，几天后，腮部红肿，疼痛难耐。于是，经常来访的齐燮元和日本特务机关川本大作少将，带着日本军医处长石田和护士急匆匆赶来，对他进行了“治疗”……十天后，吴佩孚蹊跷辞世。

　　到死，吴佩孚也没有违背多年前向国人所作的承诺—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国民政府追赠其一级陆军上将。

　　专访《文武北洋》作者李洁：单轨列车到不了真相车站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对北洋时代特别感兴趣?

　　李洁：1999年我就出过一本《百年独语》，那是我第一本书，但还不是这么系统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历史时段上。我觉得中国从君权走进共和以后，北洋时代是一个长期被妖魔化的时代，长期以来说到北洋时代，就是几个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应该让更多人一起来走近那个时代的真实。要自己读书，把教科书里灌输给你的所有东西先都忘掉，读一些一手的史料，当时的文件、材料，当时报纸的评说，慢慢你就还原出事情比较接近真相的面貌。我1999年开始写《文武北洋》，先把人物还原成一个普通的人，平视他，开始对话，感觉心中的疑团就慢慢解开了，解开以后，我觉得有责任把它写下来，让更多人和我一块来反思历史。

　　为什么我对北洋感兴趣?我觉得北洋时代比较可贵的是它始终在轨道上运行，当年一些观念至今来看还是很进步。中国从君主专制时代走进共和，后来很多社会问题其实在当年都能找到根源，能从源头上发现堵塞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对这个有兴趣。

　　时代周报：在写作过程中，搜集史料是否有困难?

　　李洁：困难不大。现有的这些大陆公开出版物，就足够澄清很多谜团了。只不过主流声音从来不去掀动那些尘封的档案，只听一种主流的声音，其实有些既定的说法是很经不起推敲的。

　　时代周报：《文武北洋》为什么选择写这九个人物?有什么样的标准?

　　李洁：我一开始想，先把所谓的反动军阀的面目还原给大家，但在写作过程中，又觉得北洋时代士人的地位非常之高，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再从另一条线上来写。另外，长期以来，我们史学界治史像单轨列车，做清末的只做清末，做民国的只做民国，做中共党史的只做党史。像李大钊、陈独秀，做民国史的人是不涉及的，做党史的人也不研究段祺瑞。这很奇怪，我自己的书把这些界限全部打破，只要是在一个时段影响历史进程的巨子，都应该写到。而且人物之间互有关联，写李大钊，可能关联到了杨度、章士钊、段祺瑞，反过来也一样。尽量互为补充，在史料之间走进走出，像推开一间房和一个人交谈，又推开另一间房和另一个人交谈，然后你突然发现，他们房子之间另有通道，你就像进入一个他们的公共客厅，和他们一起聊天。你会发现原来那种既定的治史模式确实有点像单轨列车，到达不了真相的车站。

　　时代周报：很多写作者对历史事件难免会有自己的解读，包括对史料也会有自己的取舍，你是否也是如此?很多研究者有时候难免会变成研究对象的粉丝，你如何避免这一点?

　　李洁：对历史史料确实有自己的取舍，因为读了很多东西以后，慢慢就形成自己的观点，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会对史料进行取舍。我的本意是想还原历史，尽量不用人所共知的史料，实际上有时候人所共知的东西很靠不住。一个人有成千上万的生活瞬间，我撷取的只是要表达我对这个人的综合评价的那部分。

　　研究者确实很容易就成为传主的追随者。我在案头上压了张纸，写四个字—“矫枉过正”，提醒自己不要为了翻案而翻案。有时候我觉得某个人物太可敬了，但我又想，是否有矫枉过正的嫌疑，是不是走远了，怎么把握还要再斟酌。比如写袁世凯，我就定下调，无论什么原因导致他称帝，称帝是永远不可饶恕的，我还原的是称帝之前的那部分。

　　时代周报：你在写的时候，修辞比较有感情色彩，读起来确实畅快淋漓，这样的情感会不会影响对历史的解读?

　　李洁：我的这种写法，其实是起到了一种导游的作用，看似随意，其实也是精心设计过的。只在历史的坑道里匍匐，可能大家感觉紧张、劳累，我想是不是时时升井到地面上，看看当年的遗址现在的状况，然后再沉到历史的坑道里，和大家一起探索。之所以采用这种写法，一是十多年以前写初稿的时候，我喜欢一种个人兴之所至的状态。这次重新修订，时隔多年，我想还是应该尽量保持原貌，不能毁去少作。二是想有意地和学者的文章拉开距离，只是抖书袋，罗列你掌握的史料，读者会比较少。我也不愿意用注释，把所有的注释都写到正文里，这也是我精心考虑过的，不写学者文章。我觉得我的书是一种文化散文，我只是兴之所至，笔墨所到，感情表达出来了，读者也愿意跟上，就行了。我是个玩票的，是个旅人，愿意游走在历史遗址上，想尽量走近真相，还原点历史，如此而已。

　　时代周报：写书的过程苦多还是乐多?

　　李洁：苦乐年华。给一个人没法定位，弄不清是怎么回事，陷入沉思，这时候比较苦。一下子弄清了以后，真是豁然开朗。想佐证某件事，但一时又找不到史料的全文，也挺苦的，但有一天找到了，那个快乐!当然现在得到这么多读者认可，也是比较快乐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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