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脉验孕之争背后的伦理：还能相信中医吗？

前不久，微博名人、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医师“烧伤超人阿宝”就中医能否“脉诊验孕”发起挑战，称愿出奖金5万，以随机盲法测中医脉诊准确率是否能超80%。此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师杨桢应战。

在具体细节上，杨桢提出实验方案须符合伦理规则。在杨的伦理规则要求中，实验方案和参试者知情同意书等环节都很容易达成，但是，在“获得本地医学实验管理当局的伦理委员会批准”这一环节上却卡住了，因为，相关当局表示“只接受正规临床实验的审批”。

一般而言，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会对自愿者进行基本筛选，婚内怀孕、符合计划生育这些都是可以想见的必然条件。其次，中医诊脉实验中涉及的诊脉、验尿、抽血、常规体检、甚至上直播秀，只要知情、自愿，从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构成对自愿者的伤害，没有构成伦理问题的基础。第三，从活动本身看，虽然使用的是严谨的实验设计、科学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次活动就是一项正规的、严肃的临床医学实验，本质上仍然是民间的自发活动，所以，只要所有参与者知情、自愿，根本没有必要援引临床实验的规则，不需要什么伦理委员会来批准。打个比方，两个人比赛扳手腕，难道还需要体育总局的批准？从这个角度看，伦理委员会表示“只接受正规临床实验的审批”，是恪守了自身的专业范围与权限，也是理所当然。

所以，杨桢的所谓伦理委员会批准的要求，说轻了是小题大做，往说大了，无非心虚，明知伦理委员会不可能、也没有权限批准，想借此把事情搞黄。

不过，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倒真的引出了中医诊脉验孕实验背后的伦理问题：既然中医已经堂而皇之成为国家医疗保健体系内的一部分；有专门的高等学府讲授中医；围绕中医，有庞大的行政体系、产业体系；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健康，那么，相关的政府部门，就不能置身事外，漠视这个争论，以致于连中医中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是否能诊脉验孕的问题也长期悬而未决。

根据媒体报道，2007年，时任科技部副部长的尚勇在罗马召开的“中欧中医中药大会开幕式”上致辞说，“中医不但能够通过脉搏诊断妇女是否怀孕，而且能判断男女”。显然，科技部副部长说话应该有科学依据，这关系到政府官员，特别是科技部这样的部门的权威性，《黄帝内经》或者一千年的古人，显然不能成为合格的依据。所以，科技部有义务澄清这一点，给出一个像样的证据。

就在尚勇发表这番讲话之后，以打假闻名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通过博客发表公开信，质疑科技部副部长尚勇的说法。按道理，副部长与院士争论起来，议题又关系到无数老百姓身边的生活，这显然是一个大新闻，在一个现代国家中，一定会逼迫相关主管部门去面对这个简单问题：诊脉验孕到底靠不靠谱，到底能否分辨男女。不过，遗憾的是，这仍然被漠视了。

问题存疑，不去解决，那就会始终会存在。时间过去7年，随着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带给人们更大的话语权，人们可以自发的组织实验、在网上直播，于是，问题以娱乐化的形式，更加猛烈地出现在公众面前。

某种程度上，此次中医验孕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反映了众多的医生与民众已经无法忍受中医的一些粗浅的、基本的问题长期悬而不决，与此同时，却一直陷于传统、文化、民族等大词之下的口水之争。

可是，现在的计卫委与当年的卫生部一样，对这个问题无动于衷，仿佛与他们没有丝毫相关之处？还是那句话说得好，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是，作为照顾一国国民健康的部门，真的能心安理得的装睡吗？

近年来，中医“脉诊验孕”错误的案例不断见诸媒体。去年，北京西城法院受理了一起案件，一行医30年的老中医为一名女子号脉，称月经不调并开具藏红花等药方，服药一个月之后，女子意外发现怀孕5个月以上，气愤之下，诉至法院。也有媒体报道，沈阳一怀孕女子曾被老中医误诊为“气血两亏”，开了36袋中药，后因腹腔大出血险些丧命。

所以，关于中医的疑问，不是说从事中医的个人来迎战，而应是国家强制力使影响到无数人性命的中医直面质疑，解决疑问、澄清事实。如果中医确有疗效，这也有利于发展中国的传统中医事业。如果没有疗效，那么，打破神话也有利于中国人的健康。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没有坏处。

所以，计卫委对于中医疗效问题的漠视，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于人民身体健康的摧残，而这才是中医诊脉验孕背后真正的伦理问题，其中的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与义务，才是一个现代国家最最基本的政治伦理底线。

实际上，这个底线早已打破，在没有经过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很多官员已经卷入了争论。除了前述副部长的背书之外，还有著名的“猪蹄汤”。这个时候，被打破的底线已经不是作为一个官员的政治伦理，甚至已经退到了做人的基本底线——当你的一句话会影响很多人的健康甚至生死的时候，要谨小慎微，说话要有凭据。

有人认为，中医不能用西医的标准去衡量。其实，世界上有中医、有西医、有藏医、也有印第安人的草药，医学传统每个民族都有，多种多样，千奇百怪，但是，衡量疗效的标准却注定只有一个，因为，人是一样的。比如，乙肝痊愈那一定是病毒清除，表面抗原阴性，这是一件客观的事情，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标准。对照组、双盲、统计等科学实验方法，无非是提炼、总结这些客观事实的方法。在这里，之所以用科学方法，其依据并不是因为它与西医一脉相承，而是因为它总结的是客观的疗效，是对人的总结。所以，只要人是一样的，只要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样的，那么，中医接受这些方法的检验，本质上无非就是接受疗效的检验。

所以，中医、中药否认了这些方法，绝对不是所谓的中医不能用西医、用科学的标准去衡量，而是从实质上否认了以人为基础、为原则的疗效标准。其直接后果就是，老百姓无法证明中医对自己的造成的损害，无法在中医造成的伤害面前维权，甚至连医闹也退避三舍。当下中国医闹频现，可又有哪一起医闹是针对中医的呢？如果说中医从不犯错，那为什么西医院却如此昌盛呢？

因此，否认疗效标准，实际上把中医变为了法外之地，赋予其特殊政治地位。毋庸讳言，这个特殊的地位来自于传统的光环。在这个光环下，龙胆泻肝丸、针灸麻醉、猪蹄汤都在损害着很多中国人的健康。所以，从根本上看，中医、中药面对的政治伦理问题是：当下中国人的性命与传统文化孰重孰轻？遗憾的是，令人愤怒的答案显而易见。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中国人注定搞不清中医到底是否有效。甚至，诊脉是否能验孕、是否能分辩男女如此简单的问题也弄不清，没法给出权威答案，悲观的预计，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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