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组织管理学上的失败案例

　　1949年，中国发生了鼎革之变。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中央人民政府取代了国民政府，毛泽东取代了蒋介石。今天的史家常常探讨这一结果的原因，却往往忽略这三个故事的区别。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之间虽然关系紧密，但绝不是完全相同。

　　今天我们只谈国民党。

　　当我们把目光集中于国民党时，就会发现这个组织在管理上是多么的失败。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没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组织机构，去调动成员的积极性，挖掘成员的潜能，保持组织的扩张和正常的代际交替。

　　组织与使命、定位不匹配

　　在国民党中有这样一句话：“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说的就是国民党的党务掌握在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手中。在国民党在大陆总崩溃的前夕，陈果夫失势了。1948年11月20日，蒋介石批准曾经掌握国民党党务大权的陈果夫赴台湾养病，随即陈交出了党务大权。在这一天日记中，他无奈的写道：“党的宣传为民主自由，党的训练为军事化，党的组织学苏联，内部却是中国的。如此东拼西凑，不成一套，如何是好？”

　　在败退台湾之前，国民党已经立党三十年，如果追溯这股政治力量的源头，国民党的历史已经超过五十年。我们不禁要问：“国民党为何而生？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愿景、使命和定位。

　　从孙文闹革命起，愿景就很清楚——实现三民主义。其使命是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但国民党的定位始终不清晰。在孙文心中，三民主义是不可动摇的国民党建国基础。但是，为了获得苏联的支持，为了增强国民党的组织力量，1924年国民党在组织上改组为一个“列宁式政党”，实行以党治国。这一变化割裂了组织机构与愿景、使命的统一性，造成了目的和手段的不和谐。

　　除了三民主义，孙文思想中还有一块基石就是五权宪法。根据五权宪法国民政府依照西方三权分立原则，增加了中国特色后，搞出了一个五院制；同时，在国民党的组织层面又学习苏联的办法，搞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等机构。政府是西方的，党却是苏联的，这样的安排无异于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由于基因上的不匹配，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始终无法形成合力。这种安排最终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政权压倒党权，一切听政府的，党成为花瓶；另一种是党权压倒政权，政府变成党的附庸。

　　在历史中我们看到，前者成为现实。人们常说“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可党权始终是薄弱的，党国并不是依靠党员组织力量支撑起来的，而是由蒋介石、他的盟友和依附者手中的武装力量支撑着。无论是在北伐时期，还是在抗战时期，抑或在戡乱救国时期，总是国军先攻入一个地区，然后跟进的是执行完粮纳税任务的政府人员，最后才是国民党的地方党部。反观共产党，无论共军多么弱小，地方上总是有党的力量顽强的支撑着，党的力量总是先于军队进入敌对势力的控制区，即便是这个地区的共军撤离或被击退了，党的力量仍然屹立不摇，起到了政治核心的作用。从这一点看，国民党简直是国军的附庸，他无法动员资源，无力支持国军，反而消耗了有限的资源，甚至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没事挑事，干出许多不利与党国大业的事情。

　　中央机构臃肿致死

　　从兴中会时代开始就采用党首制，党首一个人说了算。党首的名称或称会长，或称总办，或称总理，始终是孙文担任。孙文就是党中央。兴中会成立之初，“总办以下，有帮办一人，管库一人，华文文案、洋文文案各一人，还有十位董事。规定凡举办一事，必齐集会员五人，董事十人，公议妥善，然后施行。”等到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又被选为总理，会章规定：“总理对于会外，有代表本会之权，对于会内，有执行事务之权，节制执行部各员，得提议于议会，并批驳议案”。

　　从组织架构上看，决策者只有孙文一人，以孙文为中心组织其他人完成工作。绝大多数情况，党就是一个筹款机构，由党首管住钱袋子，采用购买资源办项目的策略，而并不重视自身组织建设。因此，国民党中央机构一直没有什么战斗力。直到1924年改组国民党时，除了孙文身边的一批精英党员有些执行力外，国民党几乎没有什么组织基础。当时，国民党号称20万党员，实际上是一盘散沙，很多党员仅仅是稀里糊涂捐过几元钱而已。改组时，广州有国民党员3万，可是到改组再登记时就只剩下3000名，九成党员就转眼蒸发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看得清楚，他向斯大林汇报时说：“国民党作为一直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孙文接受了苏联人的意见，开始加强国民党中央的力量。当时，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有41人之多，机构过于臃肿，难以顺利工作。孙文为加强组织效率，采取了党政军分工的办法。1924年1月，国民党成立了中央政治委员会(中政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分别管理政务和军务，又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常会)管理党务。这次改革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效率。但不出数年，这三个新机构就如同旧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样，变成了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可有可无的地方。

　　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为例，成立之初中政会是一个只有十来人的核心权力机构。但到了三十年代初期，中政会人数达到近百人，列席会议者时常超过200人，结果可想而知。中政会逐渐不受重视，成了一种例行应酬，可来可不来的社交活动，有时出席会议人数竟不足一成。最后，中政会沦为一个“清议与谩骂的机关”，中政会委员也蜕变为没有实权的荣誉称号。

　　中常会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1924年国民党党章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互选出常务委员三人，组成秘书处，执行日常党务，首批中常委只有三人(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起到了抓党务的作用。1927年之后，中常会也逐渐变得无足轻重。1939年，中常委已达20人，到了1947年，中常委竟有56人之多，会议也就流于形式。曾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的王子壮在日记中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今日常会，无甚要案”。

　　从1924年开始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国民党原地打了个转，从孙文一个人的党回到了蒋介石一个人的党。国民党中央组织活力的丧失，使蒋介石只好任用私人，利用各种派系力量，组织各种临时性的“小组”来管理庞大的国家机器，把自己置于辛劳之中，也被外界批评为独裁者。其实，国民党组织的软弱才是蒋介石独裁之根源。

　　全体党员等于全体非党

　　发展党员是一个党的重要事务，选择什么人入党直接决定了党的性质。国民党号称自己是一个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因此，任何人都是可以入党的，只要你想入党，国民党是来者不拒。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全民皆党。就在国民党改组后不久的3月27日，《广州国民日报》报道了一则消息：“国民党自改组后，新加入党者已有数万人”，4月8日又报道说：“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热心党务，该局人员入党者已达四千余人。”1927年，北伐节节胜利之时，仅长沙一城就有国民党员19万人，当时长沙全城人口才30万人。也就是说无论男女老幼，党员竟占人口的2/3。

　　国民党建党之初就滥行集体入党、全民入党，而集体入党和全民入党直接后果是党员与非党员毫无区别，对党积极者与对党消极者没有分别，大家都是党员也就都不是党员。国民党在其党员心中也就毫无地位。

　　对于入党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在共产党方面，一个有志青年即便你已经在共产党领导的机构中工作，要想加入共产党也绝非易事。你必须先写入团申请书，并成为“积极分子”，不断的做思想汇报，经过很长时间的考验你才能加入共青团。在共青团员中，你必须继续积极表现，经历同样的过程才有机会加入共产党。这个过程可能长达数年。想想吧！一个青年人在自己世界观形成的几年里，不停的向党汇报自己的思想，与党组织交流心得，当他成为党员之后，他与党组织之间的那种情感将是多么强大。

　　从实际工作角度看，在努力入党的时间里，你都必须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当你发现身边的人超过你的速度时，你肯定会更加努力，奋起直追。如果你的速度高于身边的人时，你便有了优越感，为了保住这种优越感，你还得继续努力。在此基础上，共产党还发明了一个独门绝技——火线入党！在危急时刻组织敢死队时，国民党抛出的是现大洋，而共产党总是喊出：“党员站出来”，此时正是入党的最佳时机。只要你站出来，冲上去没死，你就是党员。对于那些苦等多年的战士而言，这可比现大洋的诱惑大多了！

　　早在1927年初，蒋介石就看出了问题，他在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说：“各级党部虽然规模粗具，事实上认识一个空架子，平时不能训练党员，徒有一个党部，有什么用处呢？没有受过训练的党员就是有了几百万也是没有用处的。”可全民皆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蒋介石又下令国军集体入党。抗战时期，四百多万国军集体加入国民党，可想而知，从前是党员的军人一下子失去了优越感，感到失落。这些军中党员都是部队中的精锐，伤了他们的心就是伤了部队的心。那些稀里糊涂入党的官兵，对党毫无了解，也没有感情，是不是党员对他们毫无意义。

　　1947年9月，蒋介石又把三青团和国民党合并起来。当时国民党总共有普通党员377万，军人党员485万，合计862万，再加上原来154万三青团，国民党有超过一千万党员。可正如蒋介石20年前所说的“没有受过训练的党员就是有了几百万也是没有用处的”。在一年之后的1948年11月，国民党再次重新登记党员时，党员就只剩下132万了。也就是说，八九成的国民党员都果然是“没有用处的”。

　　不掌握政治资源的执政党

　　按理在一党专制体制下，党员对政治资源的垄断和党部对行政机关的统治是确保执政党地位的主要手段。国民党却不是这样，胡汉民曾说：“党部断不能干预行政。因为干预行政，政府与党部就成了双重衙门。党部的职责在于深入民间，去指导人民、领导人民以辅佐政府之不及。”胡汉民的话简直是把国民党定位成一个NGO组织。由于国民党中央不许地方党部插手地方事务，党在地方上没有实权，党主任也不是地方行政一把手，也没地方的人事权。党处于一无财权，二无人权的尴尬境地。除了发展党员，宣传三民主义就没有事情可做了。

　　在地方上，面对政府对民众的欺压，部分国民党年轻干部还有有意为民请命的，可是一个不掌握资源的国民党，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就必然处于弱势，斗争往往以失败告终。这不但起不到宣传、引导人民的作用，反而会使人们对党失去信心，更会使党务人员有极大的挫败感。由于没有资源，许多省份只有几百数千党员，且组织松懈，党组织对党员没有什么约束力。省党部只能对数十个同样没有实际权力的县党部发号施令。地方党部往往只剩一块空招牌。

　　那么当国民党员究竟有什么好处么？在当时人看来，加入国民党就会有良好的政治前途，可国民政府的政治录用机制和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控制程度却并不像那些抱着当官为目的入党的人想的那样美好。确实，国民党中央有规定：“文职委任以上，武职尉官以上”必须是国民党员，而且还规定“用人先用党员，裁人先裁非党员”。可是在实际运作上却是另一番景象，国民党采取“收购”旧有势力的办法。不加甄别的收编，使得地方政治“换汤不换药”。在一个地区，被收编的地方势力，无论头领还是成员往往集体加入国民党。人事任命权从来就不在党手里，而还是在原有社会的政治势力手中。地方政府中往往是任人唯亲、提拔私人、打击异己，无论提拔还是裁撤从来不看你是不是党员，反正大家都是党员，即使你不是也马上可以入党。在仕途上，你忠于党不如忠于长官。这和旧时中国的依附关系区别不大，只是增加了一层党化外衣而已。

　　1931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全会决议：行政院各部部长人选，采用人才主义，不以国民党员为限，进一步降低了党员在仕途中的价值。这一时期在中央政府机关公务员中国民党员的比例始终很低：1929年为36%，1933年为22%。令人惊讶的是1929年到1930年间，南京、上海两市的公务员，国民党员仅占10%到17%，党员当官的比例如此之低，这党入不入也就无所谓了。

　　从待遇上看，政府官员比党务人员的薪金高出很多，也是党务工作落后的重要原因。抗战前省府委员月薪500元，加上额外补助往往有一两千元；而省党部委员只有月薪150元，还不如省政府科员(180元)；在县一级，县长薪水是250-300元，县党部书记长只有40元。搞党务不如直接做官，稍有本事的人都不愿意留在党务部门。薪金低留不住人才，没经费办不了事情。当时，县党部经费只有200多元。到了1947年下半年，政府停发了县级党务经费，基层干部自谋生路。结果，大多数党部仅剩一二人，做些“总理纪念周”这样的例行公事，其他人就都鸟兽散了。党员都散了，党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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