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5|两千余年的帝制怎样走到终点？

话题聚焦：晚清为何不能像日本那样迅速转型？

常有人问，同为东亚国家，同为中华文化圈，为何日本明治维新短时间成功，而晚清的君主立宪却最终失败呢？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时间拉回1840，中英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轰开了中国大门。少有人知道，这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日本敏锐地认识到，西洋列强是依靠坚船利炮，从海上进攻的。

1842年，魏源受林则徐之托，写出了开眼看世界的《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但是受到了举国上下的抨击。随后，《海国图志》被禁二十余年。

1851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数量只有极少的几本，也受到了被禁的命运。1853年，美国舰队“叩关”，日本被迫开国，急切需要了解世界。此书解禁，风靡一时，幕府要求各级官员熟读，到1856年各种版本达到23种，成为幕末时代最重要的启蒙读物。

面对西方列强，是“锁国攘夷”还是“开国攘夷”？日本最终选择了后者，这简直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翻版。开国攘夷的代表人物佐久间象山，阅读《海国图志》后写了大量读书笔记，开设了象山书院，将该书列为重点读物，培养了吉田松阴等一批志士。

吉田松阴后来主持“松下村塾”，培养了大批倒幕维新的风云人物——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等。这些日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曾受到《海国图志》的精神洗礼。“松下村塾”因此被称为“明治维新的胎动之地”。

原产于中国的《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受到的不同待遇，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两国对待外来事物的不同态度。

中国在几千年来，一直以地处世界之中的天朝上国自居，制度、文化等长期领先并辐射东亚，与周边国家形成了朝贡体系。日本在大唐时代打输了白江口之战后，便派大批人渡海而来，全方位地学习中华制度文化，从文字到饮食、服饰、建筑，中华文化渗透到每一个角落。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别人的学习对象，突然之间要打破华夷秩序，甚至向“夷狄”学习，这是一种摧毁世界观的巨大冲击，接受起来殊为不易。

以外交礼仪为例。乾隆、嘉庆年间英国两次遣使来华，都因觐见礼仪发生激烈冲突。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缔约谈判中，清廷对割地赔款的条约照单全收，却对英法代表提出向皇帝亲递国书的要求严词拒绝，称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几经武力威胁，清廷不得不同意外国公使驻京，行拜见他国国主同样之礼。

可是，清政府并不准备履行礼仪的条款。因为咸丰驾崩，同治继位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西方使节觐见皇帝递交国书一事，便拖到了1873年同治帝亲政之时。当西方使节再次提出觐见要求，双方为礼仪开始了为期四月的激烈争论。综合内外国情考虑后，清廷终于同意外国公使行西洋鞠躬礼，但是鞠躬次数加到了五次。

1873年6月14日，各国使节按中国要求，觐见同治皇帝行了五鞠躬之礼，而日本使节只行了三揖之礼。此前，清廷会见日本使臣，提出中日为同文之国，可否行中国跪礼，被日本使臣严词拒绝。此时的日本，已经开始了明治维新，国力渐增，以西式国家自居。

这次半小时的觐见，离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隔了整整八十年。中国终于从“夷”之变，由“天下共主”成为万国一员，与国际接轨。

日本的转型时间之短，速度之快，令世人咂舌。他们就像一千多年前的大唐时代一样——挨打了，就马上向对手学习。上一次是学习中华文化，这一次是全盘西化。对于资源匮乏、危机感强的日本，全方位学习转型，这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他们如何能抛开历史文化包袱，一步迈进现代化世界呢？

在整个日本民族历史中，森严的等级制度一直是其生活准则，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处于天皇和将军“双重统治”的幕府时代。

天皇有名无实，被幽禁于宫廷之中，近乎于幕府将军的傀儡。将军以下是各地的封建领主——大名，然后是四个世袭等级——士（武士）、农、工、商，以及底层的贱民。

这种制度类似于西周的分封，大唐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并没有被日本承袭。天皇作为天照大神的后裔，国民最高主祭者，皇室成员被称为“云上人”，天皇万世一系，不可侵犯的观念，始终如一。

“各安其分”的等级组织社会，带来秩序感和安全感，在日本就像空气和呼吸那样自然。虽然明治维新从法律上宣告了封建制度的结束，但是根植的民族习惯却不会轻易消失。近代日本的政治家在设计制度和宪法时，充分地考虑了国情，审慎地保存了天皇，简化了等级制度，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变革的冲击。

幕府末期，将军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大名负担不起武士的俸禄。拥有资本的商人为了进入上层，武士为了财富和生存，双方通过联姻、过继等手段结盟。当生产技术知识进入武士阶层，产生了一大批自信干练的维新人才，他们成为倒幕维新的主要力量。将军的统治被推翻，各地大名由俸禄制赎买了征税权，进而变成投资实业的商人。

在这之前，明治维新的先驱们高呼“忠于天皇”的口号，已和德川幕府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斗争。明治维新是尊王派的胜利，他们把“忠”的对象从将军转移到象征性的“天皇”。天皇继续隐居幕后，不亲自管理政府或军队，是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而不是承担责任的国家元首。

明治初期，政治家在考察西方各国后写道：“那些国家的历史都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冲突的历史，这不符合日本精神。”他们在宪法中写道：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不会对国务大臣的任何行为负责。

1880年，宪法草拟者伊藤博文派人前往英国，听取赫伯特·斯宾塞的意见。斯宾塞认为，等级制在日本的传统习俗和国民福利中，有着无以伦比的基础。对长辈，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日本的一大优势。日本将在“长辈”的领导下稳步前进，克服很多个人主义国家无法避免的困难。斯宾塞肯定了明治政治家们的理念。

晚清时代，慈禧太后为变法设定了两个基本条件：一不违反祖宗大法，二不损害满清权势。这两个基本条件根本不可能实现。君主立宪，核心是从君权走向民权，必定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制度，不可能不违祖宗大法。

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族亲贵眼里，改革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必将损害满清利益，所以逆潮流而动不断加强亲贵集权。最终，商人阶层的立宪派对改革彻底失望，与革命派联手，促成了辛亥革命功成。

但是，“驱除鞑虏”实现了，帝制推翻了，建设民国却没那么简单。剪头上的辫子易，去心中的辫子难。

一部近代史，就是一部现代转型史。从洋务运动的器物，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制度，再到五四运动的文化，我们一路跌跌撞撞，继续摸索向前。

参考资料

雷颐《帝国的覆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

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

马幼垣 等《甲午一百二十年祭》

清朝皇帝世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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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铲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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