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如何处罚外国人学中文 轻则驱逐出境重则关押

　　来到广州后，马礼逊马上就学到了一个新的中文词儿——“嘉庆”，这是当朝皇帝的年号，但是对于马礼逊来说，选择嘉庆十二年这个沉闷而敏感的年份来中国传教，并不是一件值得嘉许和庆幸的事情。因为有清以来，朝廷闭关锁国，不仅严格禁教，而且不准来华的外国人四处走动，雍正皇帝就曾谕令：“各省西人，除应到京效力者外，余俱安置澳门”。“安置”在澳门的，都是从事贸易活动的西洋商人，规定只有在每年9月到来年3月允许外国商船在广州靠岸易货，其余时间概不准登陆。到了嘉庆朝，又对英美等国网开一面，准许他们在珠江码头附近开立商号，坐地买卖。

　　时人绘制的广州风景画。马礼逊是英国人，从伦敦到广州来，为什么要绕道纽约搭乘美国商船，并栖身于美国洋行呢？这要从东印度公司说起。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是英国政府开拓印度和远东贸易的主要殖民机构，从乾隆年起在澳门设立分号与中国进行垄断贸易，并代行其他事务。东印度公司为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避免招惹中国官府，不愿意在商船上搭乘一个传教士来华；而美国的船长却不像英国大班那么刻板，他们觉得把马礼逊这样一个冒险家式的人物送到中国并藏匿起来，反而是一件十分刺激的事。

　　伦敦传教会早有先见之明，他们并不指望仅派马礼逊到中国，他独自一人就能闯下一个基督的天下；在临行前的话别仪式上，教会的一名董事明确地告诉马礼逊，到了中国后，传教不是他的首要任务。“首要任务”是什么呢？上船前，他得到了由教会的司库约瑟·哈德凯斯尔和书记约翰·伯德签署的两份正式文件，一份是给海外传教士的“基督徒告诫书”，内容是例行的激励和提醒，一份则是“书面指示”，里面说：

　　我们有必要完全授权给你，在各种情况下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判断方便行事。愿上帝保佑你，使你能将在英国学到的知识传授给中国人……你也可以教中国人英文，使他们能够与陆续前往中国居住或访问的英国人直接交流。

　　我们相信你有办法长期居留在广州，一直到你完全学会中文。你的目标是做下列对世界广泛有益的事：一是编纂一部中文字典，要超过以前任何这类字典；二是把圣经翻译成中文，让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能够直接阅读中文圣经。

　　马礼逊知道，要完成这个目标，就必须想办法在广州住下来，并尽快学会汉语。但是，中国朝廷不仅禁止外国传教士在沿海上岸并进入内地，也不准在华经商的洋人学习中文，更不许中国人教洋人说汉语，违者是要杀头的；如是外国人，轻则驱逐出境，重则招来牢狱之灾。雍正年间就曾有一个叫詹姆斯·弗林的英国船长，因为雇使徽商给皇帝写告状信而在澳门被监禁了三年，还有一个懂中国话、敢跟广州官府叫板的法国神甫罗德果里也被关押多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标记。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专营印度和远东地区贸易；1760年开始在澳门开展中国贸易，后在广州设立商行，直到1834年英国政府取消其贸易垄断权，直接派遣商务监督。眼下，靠着英美朋友们所写的介绍信，他暂时住进了美国商行里，与一个叫米尔纳的低级职员同居一室，不仅要分担房租，而且只给他三个月租期。“他们不考虑三个月之后我该怎么办，我希望以后能找到另外的地方安顿下来，但求上帝能感动某些人愿意收留我”。他在日记里这样抱怨道。至于学习汉语，则是由英国商行出面请到了一个叫容阿沛的山西商人，教他北京官话。

　　看来，在伦敦刻苦用功时打下的基础对马礼逊入门汉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当年秋天，他向教会报告说，他已可以用所学到的中文和商行里的中国仆人进行简单的交谈了，只是“仆人多来自乡下，发音很粗，很难听懂”，而且中国的穷人太多，也不识字，官员们也听不懂本地人所讲的方言，“他们必须听得懂我讲的官话和所写的中文，我才能将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为了掌握标准的中文，他托人搞到了共有32册的新版《康熙字典》，“用这个办法，我可以学到许多新的中文字”。

　　虽然学习中文有了进展，但令马礼逊发愁的是如何获得合法身份，在广州长期居住下去。与米尔纳同居一室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1808年1月的第一个礼拜天，马礼逊给美国商行里的人发了通知，邀请他们到他的住处一同举行一次宗教礼拜，但是没有人响应。“我很难过，”他在日记里写道，“他们并无意要听福音，他们以现状为满足。”听众只有米尔纳一人，“他一直留在房间里听我念经文，一起祷告之后才离开”。但是没几天，以三个月租期已满，马礼逊被通知必须搬家了。

　　颠沛的日子看来是遥遥无期。靠人帮忙，他在法国商行找到了一个不坏的住处，有一间卧室和一间书房，算是又一次落下了脚。既然生存条件艰苦，马礼逊为何对住处如此苛求呢？他在给伦敦传教会一位董事报告自己在广州费用情况的信中说：“如果只租一个房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不便的。中国人会到我房间里来问话，他们不敲门就会突然进来，所以我不能把我的书籍等物摊在那里，当然更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来广州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是不行的。”

　　这期间马礼逊的日记里，每天寥寥数行，尽记载读书情形，足见其刻苦勤奋。如1月7日：“我现在觉得自己读中文已经太过于勤奋了，坐在桌旁，要按照中国人写字的姿势练习写中文字，这是我所没有经历过的，弄得我的两侧肩膀非常疼痛”；4月11日：“今天我头痛得非常厉害，不得不停止读书，到床上躺下。”

　　这年春天他给父亲的几封信中，也多谈论学习汉语的进展：“我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专注于学习中文，只有学会了中文，我才能做圣工”；“我在室内读书时间太久，造成身体不舒服，于是我放松了一点，不再过度用功，才逐渐复原”；“我已经开始每天都在致力于编纂一部《英华字典》的工作中，字典里的内容是在我学习中文的过程中陆续积累的，这必须要用很长时间和毅力来完成。”

　　由于在广州居住房租昂贵，而伦敦传教会提供的经费不足，马礼逊的生活很快陷入了拮据中。不仅无法保证一日三餐，而且食品非常单调，“早上只吃一点面包和喝一些茶，晚上只吃一小块牛肉加米饭并喝一些茶”；再加上气候不适应，又处于半隐居状态，每天闭门读书，足不出户，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最后虚弱得几乎不能在自己的房间里走动。

　　没有钱，没有朋友，也没有合法的身份。他的日记里开始频频出没“抑郁”、“孤独”和“沮丧”这样的字眼。

　　而祸不单行，10月份，由于中英双方发生贸易冲突，官府下令所有在广州的英国人离境，马礼逊不得不带着行李和书籍登上一艘英国船，在那里暂住了十几天。在船上，东印度公司的皮尔逊医生为他检查了身体，建议他找一个气候宜人的地方恢复健康。

　　由于官府的禁令迟迟未解除，他决定到隔海相望的澳门岛去碰碰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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