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欲借用朝廷的力量争夺《时务报》

　　图为梁启超

　　梁启超赴任时务学堂

　　当是时，钱塘县令吴德潚计划在杭州西湖赁一屋，购书数千金，并聘请英、法教员各一人，邀请梁启超前往。吴德潚的邀请对“数月以来，益困人事”的梁启超很有吸引力，他决意离开时务报馆，隐居西湖静心读书。谭嗣同对梁启超西湖读书计划表示赞成，以为有助于缓解矛盾。

　　梁启超隐居读书计划并未成为现实。1897年8月，黄遵宪奉调湖南路过上海，与汪康年等人面谈，再次提出设立《时务报》董事会的建议，梁启超赞成黄的建议，并劝说汪赞成，寻求一致。而汪康年对黄的建议根本不予考虑，寸步不让，他说：“公度(黄遵宪)欲以其官稍大，捐钱稍多而挠我权利，我故抗之，度彼如我何?”(《梁卓如孝廉述创办时务报原委》)

　　黄、汪冲突严重影响了《时务报》前程，各方友人纷纷劝说汪康年不要一意孤行。汪大燮函劝汪康年重视黄遵宪的建议，“办事之人不必议事，奉行而已;议事之人不必办事，运筹而已。此至当不易之论。”(汪大燮致汪康年函第83)张元济函劝汪康年，根据他的了解，黄遵宪对汪康年“并无贬词”(张元济致汪康年第10)，这个建议是对事不对人，是个值得重视的建议。汪康年也是一个明事理的人，经各方劝说，他终于接受建议，成立了董事会。

　　汪康年接受了黄遵宪的建议，但交涉中的不愉快肯定影响了黄遵宪的心情，当他得知湖南将要创办时务学堂时，迅即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建议聘请梁启超出任学堂中文总教习，无论如何，这个建议对《时务报》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梁启超大约也有点厌倦与汪康年每天面对面了，当他得知湖南方面的方案后，没有丝毫犹豫。至于汪康年，似乎处在矛盾中。一方面他内心深处或许期望梁启超和平离开《时务报》而又不太伤害彼此友情;另一方面又担心离开了梁启超，《时务报》言论受损。他不愿接受黄遵宪让梁启超在湖南“遥领”主笔的建议，不同意梁启超离开《时务报》。

　　汪康年的拒绝使湖南方面极不高兴，熊希龄让谭嗣同亲往上海向汪康年“哀吁”，如果汪康年执意不肯放行，那么他们将不惜与汪冲突而“豪夺以去”。谭嗣同劝汪不如“自劝”梁启超往湖南任职，“则尚不失自主之权，而湘人亦铭感公之大德矣。”(谭嗣同致汪康年第21)

　　对谭嗣同的要求，汪康年解释称，他之所以不愿放梁启超去湖南完全是出于对《时务报》发展考虑，决没有其他想法。汪康年向谭嗣同述说了自己的苦闷，获得了谭嗣同的同情，谭嗣同反过来支持汪康年，“毅然决然不允所请。”(谭嗣同致汪康年第22)

　　汪康年的想法当然只是一厢情愿，因为梁启超本人并不接受这个方案。1897年11月中旬，梁启超离开上海前往湖南，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

　　同仁刊物变为私有产业

　　在长沙，梁启超并不愿意辞去《时务报》主笔，但他确实又忙于应酬，忙于教学，没有时间履行职责，很长时间，他只向汪康年提交三篇应景文字：《南学会序》、《俄土战纪序》、《经世文编序》。这当然使汪康年很不高兴，这不是两人之间的矛盾问题，而是《时务报》发行量因为没有了梁启超的文字而急剧下降。汪康年既然得不到梁启超的文章，就迫使他必须寻找替代的人。1898年2月16日，汪康年准备聘请郑孝胥为《时务报》“总主笔”，改梁启超为“正主笔”，并准备对《时务报》栏目进行调整。(《郑孝胥日记》643页)

　　汪康年的计划是一种不得已，但当他将这些计划函告梁启超、黄遵宪时，却引起了梁启超大怒和彻底翻脸。但此时黄遵宪、梁启超实在顾不上《时务报》的事情了。他在发了一通脾气后，只能接受汪康年的这些方案，《时务报》由先前“同仁刊物”渐渐演变成汪康年私有产业了。梁启超、黄遵宪等虽然心中有气，但时局急剧发展特别是康有为受到朝廷重用介入新政，梁启超也转至北京，奉旨筹办译书局;黄遵宪奉命出使。紧张而愉快的生活多少抚平了他们的不满，他们与汪康年的分歧渐渐成为过去。

　　不过，新政进展并不顺利。康有为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掌控权利，甚至根本进入不了权力中心，被严重边缘化。于是，康有为在康广仁、梁启超建议下，于1898年7月17日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上了一个折子，建议将《时务报》改为官报局，并建议朝廷委派梁启超主持。

　　光绪帝看到这个建议后并没有表示意见，而是批给官学大臣孙家鼐处理。7月26日，孙家鼐提交了一份处理意见，不同意调派梁启超，因为梁启超正在筹办译书局;建议调派康有为主持，理由是康有为现在没有什么实质性工作。孙家鼐顺带对这个机构提出几个原则，一是责成主笔慎加选择，如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挟嫌妄议、渎乱宸听者，一经查出，主笔者不得辞其咎;二是既为官报，就不能像民间报纸那样自由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三是经费自筹，政府不得强行要求公费订阅。当然，开办费用，孙家鼐建议可由上海道代为设法，但应由康有为自往筹商。(孙家鼐：《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

　　孙家鼐的处理意见虽然蕴含着许多阴谋，但其通情达理，公事公办，在表面上无可挑剔，于是朝廷当天批准了这个建议，康有为的计划被孙家鼐顺手牵羊予以破坏。

　　《时务报》的争夺

　　康有为的建议主要还是来自梁启超的建议，梁启超在没有获得朝廷重用后就想过返回上海继续办报，重新职掌思想界的牛耳，因而想到拿回《时务报》。但怎样才能拿回这份报纸，梁启超想到借助于“公权力”，试图借用朝廷的力量让汪康年屈服。

　　根据梁启超的这些建议，康有为托人函劝汪康年，希望他能和平地将《时务报》总经理让给梁启超，理由是称梁启超“新蒙宠眷”，如果由梁接任，何愁《时务报》“声价跃起”，再现辉煌。

　　梁启超、康有为的计谋被孙家鼐轻易化解，康有为也来个顺手牵羊，将计就计，他迅即致电汪康年：“奉旨办报，一切依旧，望相助。”“奉旨”二字的提示，已经表明康有为的意思。稍后，康有为又给汪康年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不要节外生枝，和平移交，一切都还好商量。

　　无奈汪康年根本不吃康有为这一套，他从纯商业立场回敬康有为，称我汪某为《时务报》的创办人，梁启超原为我汪某聘用的主笔，梁今天的名声都是“藉吾报以得荣显，何遽欲反客为主?”(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

　　汪康年之所以敢于如此对待“钦差大臣”，是因为他对康有为在北京官场的困境了如指掌。朝廷将康有为改《时务报》为官报建议批转孙家鼐处理的第二天，汪大燮就从北京致函汪康年报告消息，并称张謇等人对康有为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他们在北京想了一些防范办法，但考虑到《时务报》目前实际情形，他们建议汪康年放弃《时务报》，抓紧将一切往来账目及档案清理出来，“此事此时即不归官，将来必仍与君为难，断无好下台。兄意即不归官，亦可趁此推出。京城纷纷言近来《时务报》之坏，不堪入目，盖欲打坍局面也，更不如归官为妙。”(汪大燮致汪康年函第96)

　　汪大燮的建议引起了汪康年的注意，所以当康有为函电交驰恩威并施时，汪康年不仅不在意，反而有意调侃，从容布置，请求张之洞奏请朝廷将《时务报》改为《时务杂志》继续出版。张之洞接受了这个建议，只是将新刊物的名字定为“昌言”，依据是皇上的一道谕旨专门提到“从实昌言”几个字。

　　汪康年的活动能力远在康有为之上，他背后既有张之洞等大员支持，更得同业之多助，所以从《时务报》到《昌言报》，汪康年不仅仍旧袭用《时务报》的版式，而且利用原来的分发网络，一期也没有停止。这实际上已对康有为、梁启超构成了极大羞辱，南北各报纷纷评议，“皆右汪而左康，大伤南海体面。”(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

　　康有为得知这些消息后，气急败坏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西布政使翁曾桂等要员，指责汪康年这些做法是在违抗朝廷旨意，要求他们施加压力迫使汪康年交出《时务报》并停止刊行《昌言报》。

　　对于康有为的要求，张之洞根本不予理睬。张之洞反而致电管学大臣孙家鼐，称《时务报》原为汪康年募捐集资所创办，从未领取官款，世人皆知《时务报》为一份典型的商办刊物，现在朝廷责成康有为办官报，他自可去办，而汪康年遵照朝廷旨意另立名目，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似与康有为办官报并不冲突，因而也就不应该给予刁难，更不能查禁。(张之洞：《致管理大学堂孙中堂电》)

　　孙家鼐原本就对康有为非常讨厌，顺手牵羊调虎离山将康有为赶出北京原本就是他的主意，所以他对张之洞的说法一点都不吃惊，他在复电中兴奋表示，“公所言者公理，康所言者私心，弟所见正与公同，并无禁发《昌言》之意，皆康自为之。公能主持公道，极钦佩。”

　　两江总督刘坤一接到康有为封禁《昌言报》要求后，批转上海道蔡钧查办。蔡钧找到汪康年，将康有为原电抄交。由于汪康年早已做好布置，他详细介绍了《时务报》创办原委及其与康、梁之间的冲突始末。蔡钧对汪康年深表同情，遂将汪“所有为难情形”上报刘坤一。刘坤一据此上奏清廷，遂引起朝廷关注。

　　无聊的口水战

　　刘坤一的报告仍将《时务报》纠纷限定在康有为、梁启超和汪康年之间，因而朝廷在责成黄遵宪途经上海时查明原委，秉公核议。

　　黄遵宪为《时务报》历次纠纷当事人之一，由他出面查明纠纷原委显然是不合适的。事实上，当康有为请求官方协助向汪康年施压时，黄遵宪就联络吴德潚、邹代钧、梁启超对汪康年进行反击，他们在《国闻报》上发表声明，强调《时务报》是他们四人联合汪康年共五人共同创办的。(《上海时务报馆告白》)

　　梁启超也妙笔生花重构《时务报》创办原委，与汪康年在南北各报展开一场“同气相残”的口水战。梁启超抓住汪康年“重述”创办始末中的漏洞给予猛烈攻击，强调自己在《时务报》创办过程中并非汪康年的雇员，而是与汪康年地位平等权利平等的创办人。(《梁卓如孝廉述创办时务报原委》)

　　通观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对往事的“重述”，汪康年说梁启超为他当年所聘的主笔，无疑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尴尬，不合乎事实，而梁启超的准确反击，确实挽回了面子。面对此种尴尬，汪康年不得不道歉，承认“康年既不欲毛举细故以滋笔舌之繁，尤不敢力争大端以酿朋党之祸，盖恐贻外人之诮并寒来者之心。良以同志无多，要在善相勉而失相宥。外患方棘，必须恶相避而好相授。”(《书创办时务报原委记后》)

　　汪康年的大度为自己赢得了道义上的同情，并没有影响他在业界的信誉。而康有为、梁启超依然不依不饶，继续利用“公权力”向汪康年施压，甚至利用朝廷的信任将《时务报》改官报当做一单大买卖去做，要求孙家鼐对官报给予创刊及发行补贴，要求各省公费订阅。

　　康有为或许是想用这个办法刁难孙家鼐，不料孙家鼐技高一筹，他不仅没有回绝康有为的请求，而且如实将康有为的要求上报朝廷，“臣以康有为所筹事尚可行，请俯如所请，仅具折呈明。”(戈公振：《中国报学史》39页)孙家鼐似乎就是要将康有为赶出京城，至于经济上的补贴，在他看来并不构成障碍。

　　孙家鼐的建议很快获得批准，皇上“以为久远之计，著照官书局之例，由两江总督按月筹拨银一千两，并另拨开办经费六千两，以资布置。各省官民阅报仍照商报例价，著各督抚统核全省文武衙门差局书院学堂应阅报单数目，移送官报局，该局即按期照数分送。其报价著照湖北成案，筹款垫解。”(《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51页)

　　康有为不知道皇上为什么如此爽快地答应了这些要求，不知道自己久已成为京城官场中的“麻烦制造者”，孙家鼐和朝廷之所以在经济条件上不讨价还价，就是希望康有为平和地离开北京，让北京的政治气氛平静下来。然而，不明就里的康有为就是不愿意离开北京，他想方设法寻找一切理由留在北京继续参政议政。又过了一个多月，9月17日，皇上不得不再发明谕，措辞严厉要求康有为火速出京。这一次，康有为确实接受了，只是当他仓皇离开北京时，不再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接办官报局，而是其政治流亡途中的一站而已。

　　至于黄遵宪，他于1898年8月22日奉旨查明《时务报》纠纷原委，但他因故直至9月15日方才抵达。此前，汪康年先声夺人于8月30日在《中外日报》发表《上黄钦使呈稿》，对纠纷始末作了详细描述，表示他将遵从谕旨将《时务报》报名移交给康有为，至于《时务报》的经营款项则因该刊为众人集资创办，只能用来继续出版《昌言报》，以“上副圣天子广开言路之盛心，下答捐款诸人集资委托之重任。”(《中国报学史》112页)

　　其实，汪康年不必向黄遵宪详细汇报，作为《时务报》的重要创办人之一，黄遵宪对于《时务报》的内幕及康有为、梁启超与汪康年之间的争论与冲突比谁都要清楚，只是没有等到他拿出一个“秉公核议”的处理方案，中国政治就在1898年9月下旬发生巨大转折，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国外，《时务报》改官报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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